编者按：2021年12月4—5日，“民主：全人类共同价值”国际论坛第一阶段会议在北京举行。围绕民主的多元起源、民主的终极价值、民主的有效原则、民主的实现形式等六个议题，来自美国、英国、澳大利亚、丹麦、哥伦比亚、坦桑尼亚等国的政要、学者、智库领导人及国际组织代表发言。现将部分参会代表演讲的主要内容摘编如下。

　　美国全球安全研究所联席所长 盖尔·拉夫特：“自由民主”的美国竟无法保护本国人民

　　拉夫特阐述了“美式民主”的尴尬现状。他说，美国政府自命为“民主的评估者”，拜登政府把世界一分为二，全球半数国家是“民主国家”，受邀参加美国组织的所谓“民主峰会”。另外一半则被美国视作“不那么民主”，不值得邀请。而历史早已经证明，美国政府对民主的承诺只会在其利益允许的范围内进行。20世纪50年代的伊朗总理摩萨台、70年代的智利总统阿连德、巴西前总统卢拉、委内瑞拉前总统乌戈·查韦斯、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等领导人都是民选的，美国政府却认为选举无效，不承认他们是合法的国家领导人，还试图用更亲美的领导人取而代之。

　　拉夫特表示，当前国际体系正在发生巨变，民主制度的优越性在经受考验。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用“目的”这个词来描述探求大自然中一切事物的宏大目标。一个国家最首要的目的就是要保护其人民既不受外敌伤害，也不受本国人的伤害。要让社会得以运转，不仅要给予个人基本的生存条件，也要给予他们茁壮成长、提升自己、实现梦想的机会。人类世世代代都把这些原则当成信仰，认为民主是最优越的政府形式，所有国家的政治文化都追求民主。福山在其著作《历史的终结》中提到，西方自由民主制度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这一观点被媒体、学者和政客反复地灌输到成百上千万学生的头脑中。但新冠肺炎疫情作为人类历史的一个特殊事件，成了世界所有民族国家需要共同面对的挑战。基于文化传统、民族性格、政治体制和经济条件方面的差异，不同国家采取的应对策略各有不同。

　　拉夫特认为，如果说政府的作用是保护人民的话，很明显，自由民主国家在保护人民方面一直毫无作为。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方面，所谓民主国家的表现是最差的，在每百万人死亡率最高的100个国家里，有85个是受拜登之邀参加“民主峰会”的所谓民主国家。在死于新冠肺炎的500多万人中，超过80%的人居住在所谓民主国家。这些“民主国家”不仅无法保护自己的人民，还以自由民主的名义开放边界，向病毒敞开大门。当然，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表现只是评判民主有效性的指标之一，还有很多其他指标可供参考，但没有一个能像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表现这样证据充实、具有可比性。不是所有的民主制度都是为人民服务的，我们必须要接受：对于政府形式而言，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法则，每个社会要有最适合的，根据自己独特文化、历史、价值观，以及个人在社会中作用的理解来确定最佳的政府形式。谁能决定呢？是本国人民，而不是某个帝国。

　　大连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罗兰·博尔（澳大利亚籍）：西方当下的民主形式落后于时代

　　博尔在发言中引用路易斯·舒伯特的观点指出，资本主义民主主要是在政治决策过程中体现，在人民中引发一定形式的竞争，最终以投票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这种民主是有期限的，大概每3—4年进行一次选举，从几位候选人中选出一位领导者。候选人的范围很有限，也就是说，同时会有很多人被忽略。资本主义民主的另外一个特征是竞争。这种民主源自资本主义社会，而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大特征就是阶级斗争。政治家们关心的只是在彼此竞争中取胜，而并不是政府的具体作为。这就是为什么资本主义国家会出现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手足无措的状况。政治家们的注意力仍然放在政治斗争上，而不是真正去拯救人民。由于政府的失灵、民主的失灵，新冠肺炎疫情在整个国家肆虐。

　　博尔进一步阐释道，这类民主形式是落后于时代的，在过去50年里没有任何演进。可以看到，在很多西方国家，出现了各种各样近乎法西斯主义的极端思想，衍生出了非常严重的信任危机，人民对这种民主形式是缺乏信任的。据统计，几乎一半以上的人不相信这种形式的民主。资本主义的民主在过去50年中一直在走下坡路，其政治表现形式也因此受到重创。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英国伦敦市经济与商业政策署前署长 罗思义：形式上的民主只能定义“虚拟”生活

　　罗思义认为，资本主义国家所标榜的“民主”，纯粹是根据自己的政权架构来定义的，包括所谓的议会、分权等。这是错误的。自由主义民主理论认为，形式上的民主最重要。但形式上的民主并不能给人民带来现实中的真正福祉。

　　罗思义通过一个涉及全球近1/5人口的典型例子来解释其观点，即中国和印度的妇女地位。他说，如果按照西方资本主义理论，印度妇女在形式上比中国妇女享有更多的人权，因为印度有议会民主制。但是，从妇女的预期寿命来看，印度是71岁，而中国是79.2岁，平均来讲，中国妇女要比印度妇女多活8年。中国妇女的识字率是95%，印度只有65%。在印度，妇女死于分娩的风险要比中国妇女高8倍。很显然，中国妇女享有更多真正的人权。自由民主理论家却荒谬地声称，印度妇女享有的人权远远超过中国妇女。这就是资本主义国家定义出来的“虚拟”生活、纯粹形式上的所谓“平等”，在现实中根本不存在。

　　哥伦比亚国立大学政治研究与国际关系研究所教授迪亚纳·戈麦斯：美式民主制度为资本服务

　　戈麦斯强调，在国际社会和经济关系中，新自由主义政策是存在缺陷的，资本和市场机制在国家权力结构中享有特权，私营部门和社会团体行使着此前属于国家的权力，它们既压制人民，又造成治理缺位。最典型的一个私有化市场侵蚀国家权力的例子，就是美国的化石燃料工业、银行业和媒体行业掌握着巨大特权，与国家利益存在冲突。这些行业实际上是在为他们的市场利益服务，而不是为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服务。

　　塞内加尔夸梅·恩克鲁玛哲学俱乐部执行秘书长、杜波依斯研究所科学部主任 查尔斯·罗曼：西方民主是少数人的民主

　　罗曼表示，有些人将民主简化成多党轮流坐庄和投票制度。这种西方所谓的民主模式被强加给了非洲社会，非洲诸国不得不接受，以此来换取经济援助。西方民主模式的特点是唯我独尊，把其他政治制度视为专制主义、独裁和无政府状态。这种认知模式在非洲司空见惯，它渗透到了人们的意识中，成了所谓的生活惯例。我们不妨回过头来思考这个问题，检视一下长期以来存在的民主的具体形式。在民主这个概念的范畴内，并没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标准。西方世界不是全部的世界，也不应该把西方人或者说盎格鲁—撒克逊人的民主意识形态和自由民主思想，强行植入所有的政治体系当中。

　　罗曼指出，在古希腊特别是雅典、斯巴达，在罗马，民主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是局限在少数自由公民当中的，占人口大多数的奴隶和妇女都被排斥在外。亚里士多德为这种不平等提供了一个理由，即靠灵魂来生活的奴隶主被称为指挥者，而靠身体生活的奴隶被同化成为动物，基本上没有权利。后来，启蒙运动的哲学在民主的基础上奠定了所有人生而平等的原则。但这其实也只是停留在理论上，因为启蒙哲学只是局限在资产阶级当中。这也意味着一种新的寡头政治出现：资本主义掌握生产资料，排斥了无产者、妇女。最重要的是，他们把被殖民者也排斥在外。因为经济作用，奴隶制没有被完全废除。从这个角度来讲，现代自由主义作为资产阶级的政治制度仍然是奴隶制，当它在巩固其主导地位的时候，在理论上与塞缪尔·亨廷顿或福山的著作中所提到的普遍平等和自由的原则仍然存在距离，且从系统层面上就已体现出不平等。西方民主制度实际上进一步增强了资产阶级对无产者和殖民地的力量优势。在这样一个理论框架当中，西方资本主义认为建立更公平、更平等的世界秩序的要求会造成混乱。因此，这一要求遭到排斥，无法得到实现。

　　罗曼说，民主起源是多元的，不管是在概念上，还是在具体表现上都是多元的，没有办法建立一个统一的认识。

　　塞浦路斯欧洲大学前校长 科斯塔斯·古利亚莫斯：资本主义不能等同于民主

　　古利亚莫斯表示，在当今世界，继续强调所谓西方民主模式的重要性已经不合时宜。西方民主已经转变成一种民主政体的混合模式，其地位被严重高估了。代议制机构和技术官僚治理之间的多重失调使得民主赤字日益严峻。事实上，在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运转中，民主的统治能力主要被新自由主义政策控制着。鉴于此，政治哲学家尤尔根·哈贝马斯在关于治理合法性危机的论述中指出，资本主义危机总共分四个层次，即经济、理性、合法性以及动机上的危机。无论如何，资本主义都不能等同于民主，资本主义建立的所谓政治民主，通常都是无所作为的。

　　丹麦哥本哈根大学欧洲民族学学部萨克森研究所人文学院副教授 尼尔斯·朱尔·尼尔森：美式民主存在长期的、持续的危机

　　尼尔森在发言中说道，虽然在整个欧洲，民主呈现出许多不同的形式，有时候会受到民粹等问题的挑战。但是总的来说，民主还是能将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结合在一起。但如果放眼大西洋对岸的美国，应该看到，该国的民主所面临的不仅仅是当下的各种挑战，而且是深陷长期的、持续的危机。其原因并不是缺乏言论自由等人权，而是不同群体的诉求没有能够进入国家民主进程，而民主进程恰恰要求在各群体之间交流观点，提出综合平衡方法，让大多数不同群体有序地遵从。在当今美国，很多讨论都是大家在各自的集会和联盟上自说自话，从来没有达成共识。美国难以构成统一的意志，以消除不同群体的分歧、维护社会群体的利益。这些都是美国民主制度面临的严峻挑战，是美国民主存在的痼疾。

　　汤加总统外交事务委员会顾问 彼得·希里亚·奥蒂诺：太平洋岛国对西方民主失去了信心

　　奥蒂诺表示，太平洋岛国人民作为向往和平的人民，在面对外部新世界经济秩序的强大力量和控制性影响的时候，一直都是孤立无援的。核武器、金融模式、咄咄逼人的规则，已经残酷地消灭并取代了太平洋岛民的传统文化、环境和经济行业。太平洋岛国及其人民不得不改变自身以适应外部变化，在过去的10年里，太平洋岛国人民都被灌输了一个非常简单的故事来解读这些变化，即自由民主是社会取得成就的唯一途径。他们所听到的是，西方模式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唯一有效模式。如今，西方世界似乎越来越强调发展中国家应该进行政治经济改革，居高临下地对他们提出了很多要求：要求调整结构，实施所谓的法治，要有非常严格的预算，要使行业私有化、经济自由化，放松对小市场的管制，将公共支出重新分配到更有生产力的部门，补贴大公司，创造低收入的工作岗位。

　　奥蒂诺指出，所谓“善治”的“普世价值”观似乎已经成为一种政治手段，用以支持西方大国继续干涉小国事务。在环境方面，太平洋岛国人民的生存始终都受到气候变化的威胁。他们注意到，中国正在通过低碳发展履行自己的承诺，成为世界上率先使用可再生能源发电的国家。在见证了西方对太平洋地区的诸多干涉后，太平洋岛国人民不相信庞大的贫困底层人口是更有竞争力的资本主义模式的必要副产品。西方法治也不是公平的。比如，汤加进口中国制造的飞机就受到了西方的干预，在所罗门群岛的海底电缆项目也受到了干涉，在斐济、瓦努阿图、萨摩亚的港口项目和大溪地水产养殖项目上也是如此。所有这些都使太平洋岛国人民对西方叙事失去了信心。

　　叙利亚驻华大使 伊马德·穆斯塔法：民主制度的“裁判”？美国没有资格！

　　穆斯塔法认为，美国根本没有资格成为民主的判官，也不配决定某种政治制度是否是民主的。美国现有的制度远称不上民主，更无法实现自由。同美国宣传和推销的西式民主相比，基于人类发展的民主制度更能满足人类福祉。美国是由殖民者建立的，他们窃取了不属于自己的土地，对当地居民进行了大规模的种族灭绝屠杀。在那之后，美国又从非洲强制运输来了一大批黑人，奴役他们，通过强迫劳动剥削他们，借此积累了大量财富。此后，美国发动了一系列针对邻国的扩张主义战争，非法占领吞并了佛罗里达、得克萨斯和加利福尼亚。在那之后，美国又对许多国家发动了多场战争，每两三年就有一次由美国发动的战争爆发。这种残酷和野蛮的政治制度背后是美国的精英阶层：农场主、工业家、矿业大亨和石油巨头。这些精英完全控制了美国的经济生活和公共话语，将公共话语通过大众传媒进行放大。在这样的完全把控之下，精英能够为自己的特殊利益服务，他们攫取利益的主要方式之一就是让自己的国家卷入无休止的战争和冲突之中，并用虚假的借口和托词让这些行为变得合理。

　　穆斯塔法指出，每一次战争都使美国的军工大亨和寡头在财富和影响力方面获得惊人收获。为什么那些大多来自非特权阶层甚至贫困阶层的美国青年，会愿意在杀戮和被杀戮的罪恶循环中牺牲自己的生命呢？因为，所有这些都是打着自由、民主和人权的“普世价值”名义进行的。美国事实上只有一个政党在统治，即权贵者的政党，而这个党有两个右翼，也就是共和党与民主党。从本质上来说，他们并没有什么区别，只不过是一个硬币的两面而已。选举人团制度意味着美式民主中仅占总人口23%的州就在选举人团中拥有足够的票数，可以决定下届美国总统的归属。只要23%的人口就能真正决定美国总统大选的结果，这就是美式民主彻头彻尾的真相。

　　穆斯塔法还表示，美式民主的另外一个重大缺陷是其参议院是一个完全不民主的机构。参议院不具有代表性，也不公正，它以不合逻辑的方式给每个州分配席位，旨在确保这些席位都被富有的白人、新教徒和传统精英等人群所把持。为进一步巩固对权力的掌控，美国的诸位开国元勋让任何政治改变和变革都几乎不可能发生。美国宪法对修订是“免疫的”，从法律上来讲，要对宪法作出调整非常困难。美国国会所有的参议员和大多数的众议员是美国最富裕的1%社会群体中的一员，在当选的时候，他们就是富裕群体的一员，靠着其所拥有的资本在国会身居要职。他们很清楚，只要为这1%人群的利益服务，等自己离开国会后，就会得到他们的回报。

　　穆斯塔法说，民主是不断演变和发展的概念，反映着人类在不同阶段的社会发展水平、政治背景和经济条件，这意味着实现民主没有单一的途径或独一无二的体系。其他发展中国家可能会接受一个全面的人类社会发展模式的原则，提供一个比西方民主更好、更有效的治理体系。他们坚信人类有着共同的未来，这是全人类的未来，而不是少数人的未来。

　　坦桑尼亚达累斯萨拉姆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 汉弗莱·莫希：将美式民主强加于他国是大错特错

　　莫希指出，美国试图将自己的民主模式强加于伊拉克、利比亚和阿富汗等国，得到什么结果呢？是没完没了的战争、政治混乱、哀鸿遍野。那些认为必须把自己的民主模式强加给他国的人大错特错。在非洲，有些国家被迫采用或自行采用了西方民主制度之后，国内党派数目剧增，有些国家甚至出现了十多个政党。但是，如果没有明确的发展议程，没有团结一心、共同建设国家的目标，多党制只会导致分裂。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当非洲在争取政治独立的时候，大家一直都非常珍视建设国家的共同目标和愿景，即泛非主义。但是，盲目引入西方民主制度使得非洲大陆走向混乱。

　　莫希强调，真正的民主一定是多元化的，如果有人觉得民主应该是一刀切、模式化的，那一定是不可行的。各国的政治问题各不相同，企图用一个模子套用所有的国家，终究只是一个乌托邦。

　　美国《全球策略信息》华盛顿分社社长 威廉·琼斯：美式民主概念其实是一个谎言

　　琼斯表示，所谓的西式民主概念，对于西方国家来说都是一个灾难。它正在严重萎缩、退化，我们已经看到很多西方国家包括美国的传统政治精英开始清醒，不再沉迷于所谓的民主谎言。西方国家的领导候选人都是由大公司或者是特殊利益集团培养和赞助的。即便偶尔有独立人士有幸参与选举，真正代表选民的利益，但政党的领导们很快就会让他意识到，如果不按领导层的意图行事，将会一事无成。林肯提出的“民有、民治、民享”的民主运作理念，在中国得到了自孙中山以来无数仁人志士的尝试和探索，但这个理念在西方国家很少能真正见到。美国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大城市几乎都有贫民窟，农村人口也很贫困，许多人生活在贫困水平以下，当然还有种族歧视。这些现象暴露出美国政府并不真正关心大众福利，而这违背了美国宪法序言所规定的内容。很多美国民众已经意志消沉，4年一次的投票都不愿意参加，因为他们发现选举对生活并没有什么影响，反正政府体系又不是为他们服务的。

　　马来西亚新亚洲战略研究中心理事长 许庆琦：西方民主=富人和权贵的游戏

　　许庆琦表示，由于民主是起源于西方的一种政治制度，对于民主的定义和阐释长期以来都是西方的专利。西方认为，制定民主标准是他们的特权，其他国家必须要遵循。自苏联解体后，美国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将自己视为民主卫士，既是民主的检察官，也是民主的法官，毫不掩饰地去裁判哪个国家是民主的、哪个国家是不民主的，以此谋求美国的地缘政治利益。近期，美国总统拜登与他选定的一些国家举行“民主峰会”，宣称要“捍卫民主，反对威权，解决和打击腐败，以促进对人权的尊重”。但这次峰会的动机和意图可谓是司马昭之心。

　　许庆琦说，民主这个词源自希腊，可以解释为人民的权利，人民是主人，这也是在汉语中民主的含义。没有任何一种民主是完美的。西方民主有多种形式，议会民主又称威斯敏斯特模式、总统制或是两者的结合，但无论其形式如何，西方民主的共同特征就是定期选举政府，但这往往是富人和权贵的游戏，穷人占人口的大多数，却几乎没有机会听到自己的声音，也无法采取行动来保护自己的利益。政党政治是西方民主的固有特征。在大选当中通常是赢者通吃，政党冲突难以调和，少数群体的利益往往会被忽视。选举中可能会发生舞弊，买票拉票并非罕见。执政党可以利用其身份，通过有利于其投票的政策，延长统治，或者诉诸选区划分，也就是操纵选区边界，以获得优势。政党也可能会渲染民粹主义、种族主义、极端宗教情绪，以赢得选票，结果就是社会的分裂。

　　许庆琦表示，2020年的美国总统选举就是一个生动的例子，揭示了政党政治是如何导致社会分裂的。不同选区的选民地位并不相同，导致没有实际上获得多数选票的政党却可能控制议会的多数席位。在马来西亚，这种差异可能会高达9倍，这也就意味着在一个小选区投一张票，就等于一个大选区的9张票。而在美国总统选举中，候选人即便拿到多数的普选票也不能保障其当选总统，因为美国总统是由选举人团选举产生的，获得多数选举人票的总统候选人赢得选举，而不是赢得了普选票的总统候选人。众所周知，2000年美国总统选举，艾伯特·戈尔输给了乔治·布什，但其实他比布什获得了更多的选民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