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学科研究正在迅速成为国际法学界的主流方法。在美国国际法学界，跨学科研究可以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政策定向学派试图将行为科学引入国际法研究。到80年代末，国际法与国际关系跨学科研究蓬勃发展。21世纪初，随着“社会科学”“经验主义”“实验主义” “法律经济学”等多元方法的引入，跨学科研究不仅主导着美国国际法学界，而且使得传统国际法研究方法在美国进一步式微。与此同时，欧洲国际法学界也对跨学科研究秉持积极拥抱的姿态，“国际法与历史”“国际法与语言学”“国际法与人类学”“国际法与政治学”等多元方法也逐步渗透和改造欧洲的国际法学研究。此外，“第三世界国际法方法”也快速兴起，日益受到发展中国家学者的重视和接受，国际法与政治经济学密切对话。可以说，跨学科研究的勃兴是过去20年国际法学界最重要的理论动向，传统国际法研究的实证主义、形式主义正面临着多方面的挑战。

　　对中国国际法学界而言，开展跨学科研究有其特殊重要性。第一，国际法实证主义方法有着内在的“西方中心主义”偏见，开展跨学科研究有利于我们辩证审视和批判西方国际法理论和思维，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际法学。第二，中国当下和未来所面临的国际法研究任务，不仅仅是解释和适用现有国际法规则，更要引领国际法规则的创新和制定。不少新领域、新议题缺乏一致的国际法见解和学说，传统的实证主义研究方法难以有效满足当下中国国际法实践的需要。第三，形式主义方法的弊端不仅使国际法研究在思想观念、议题设置等方面与中国实践相脱节，而且使一些中国学者在国际法研究领域的创造力和想象力被削弱。因此，有必要通过跨学科研究重塑中国国际法学研究的理论版图和学术雄心。

　　国际法的跨学科研究要求我们认真对待国际法学科自身的学术传统和社会责任。跨学科研究是为了加深对国际法现象的认识，增强国际法自身的解释力和影响力，从而促进国际社会的法治与正义。开展跨学科研究，应当有利于国际法学科明确价值立场、深化理论研究、创设学术议题、拓展学科边界和扩大社会影响力。

　　国际法的跨学科研究方法多元。美国学界注重实证研究、经济学分析，对国际法的规范性持怀疑主义和工具主义的态度，更多是从外部视角对国际法进行跨学科研究。而欧洲学界则是在坚持法治主义的基础上，与人文社会科学相结合，特别注重国际法与历史学、哲学、人类学、语言学等学科相结合，试图从内部视角来丰富和拓展国际法。

　　中文语境下的跨学科研究，在广义上包括交叉学科、多学科、反学科等。跨学科研究反对由学科分置而人为地划定研究边界，反对只关心学科问题而与社会或政治生活割裂，而主张以问题为中心，在研究内容和方法上引入多学科知识。就国际法的跨学科研究而言，可以着重关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理论交叉，以内部主义的视角研究国际法的基本理论问题。国际法的规范性、规则性、约束力、义务来源、遵守等问题，均是国际法的核心理论问题，在学说上有争议，在实践中也面临着挑战。通过引入哲学、语言学、人类学、政治学的跨学科理论，可以深入探讨国际法的性质、概念、运行机制等基础性问题。第二，外部视角，借助经济学、政治学等分析和研究国际法现象。国际法作为经验和实证研究的对象，关注国际法的实际效果、国际法在社会运行中的因果联系、国际法背后的政治经济学等问题。第三，议题交叉，选取特定的国际议题，在探讨时引入包括国际法在内的多学科知识。例如在国际人权法研究中，可以引入历史学、人类学、政治学、经济学等学科来探讨相关问题，提出有效方案。

　　目前，国际法的跨学科研究已经在一些领域取得了较为突出的研究成果。以国际法史为例，国际法与历史的交叉研究，不仅拓展了国际法学科自身的学术深度，而且对史学界的全球史研究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促进了学科间对话。在国际法史领域，中国也有国际法、法律史、历史学等学者参与，研究成果相互呼应，正在重构中国国际法史的研究版图和书写方式。相关研究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不平等条约史、朝贡体系等传统议题，开始关注国际法与中国古代边疆秩序的调整、中国进入世界秩序背后的话语转变、中国思想文化传统与未来世界秩序的构建等问题。

　　在本质上，跨学科研究是对现有国际法研究范式进行变革的努力。1962年，美国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提出，科学的发展并非累积的、线性的进步过程，而是范式转换的结果。当前，国际法的传统方法正面临着多方面的挑战。开展跨学科研究，试验新方法、引入新议题、拓展新领域，以此强化国际法研究，正当其时。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