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国别学研究始于欧美。19世纪，英国等欧洲国家出于殖民地治理的需要，开启了区域国别研究。二战后，美国的区域国别研究迅速兴起，其中很多研究成果直接服务于美国霸权的全球延伸、冷战中的意识形态对抗，以及美国的意识形态输出。2021年，我国将区域国别学列入一级学科，区域国别学步入了高速发展期。我国的区域国别学拥有与欧美区域国别学完全不同的使命，而使命差异的根源是中国拥有完全不同于欧美国家的全球文化发展观。
以多极化全球文化格局，构建全球性学术话语。欧美的全球文化发展观受“欧洲中心主义”影响，难以摆脱“单极化”发展的思维。欧洲中心主义视角下的全球文化呈现“中心—边缘”结构。西方自由主义学者们虽然声称尊重文化多样性，但对于全球文化发展方向却持有单极坐标，即总是指向欧美政治制度。目前，欧美社会甚嚣尘上的身份政治话题认识到了文化的主体间性，承认每个文化族群都拥有“局外人”无法共享的文化体验，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更是呼吁所有文化都为得到平等的承认而斗争。但是，在现实政治实践中，欧美社会始终难以摆脱西方文化的优越感。而中国文化具有多元文化族群持续融合的历史经验。近代以来，我们处于全球文化话语的边缘，积极学习西方文化；在社会主义革命道路上，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在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进一步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的文化发展一直遵循学习与融合的道路，崇尚“江海不逆小流”的文化格局。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体现的正是中国文化的“多极”思维。“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所倡导的全球文化观，不仅承认不同文化都具有同等价值，而且对于人类文化的未来也持有“多极化发展”的愿景，同时将文化间的交流互鉴视作文化发展的必经之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强调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最终实现平等尊重、多元互鉴、美人之美、美美与共，体现的正是多极化文化发展观对单极化文化发展观的超越。
不同的全球文化观使中国的区域国别学与欧美区域国别学拥有不同的使命。自近代化转型以来，中国整个哲学社会科学所处的话语空间，很大程度上都是由西方学术界的概念、研究方法构建而成的，中国学术界长期以来都在思考如何将西方的理论与中国实践相结合，也就是如何使“全球文化本土化”。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区域国别学一方面致力于学习他国经验，一方面服务于中国外交。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在对外学术交流中由“仰视”视角变为“平视”视角，中国传统文化、中国发展经验“走出去”的步伐明显加快。随着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全新的世界秩序理念，随着中国以愈发积极的态度参与国际社会治理，中国学术界参与全球知识构建的任务变得越来越急迫。区域国别学在此时成为一级学科，应持有更加广阔的学术视野，肩负起顺应中国发展需求的时代使命。如果说自近代化转型以来，中国学术界长期致力于“全球文化本土化”，那么当下学术界应该完成“全球文化本土化”与“本土文化全球化”的双向循环。这种双向循环不能满足于知识“搬运”。区域国别研究如果仅仅止步于理解海外文化，或者将中国文化介绍到海外，这样的工作只是知识“搬运”。今天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要在与“他者”的互动中发现全球性的问题，构建全球性的学术话语，最终完成由“全球文化本土化”到“本土文化杂糅化”，再到“本土杂糅文化的全球化”的完整循环。沃勒斯坦称这种文化互动是“无限的辩证循环，一方面将特殊的东西普遍化，一方面将普遍的东西特殊化，通过这一过程走向新的融合”。费孝通指出，“寻求解决全球化与不同文明之间的关系，就必须超越现有的一些思路，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重新构建自我文明和他人文明的认识，只有当不同族群、民族、国家以及各种不同文明，达到了某些新的共识，世界才可能出现一个相对安定祥和的局面，这是全球化进程中不可回避的一个挑战”。“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多元互鉴基础之上又提出“全人类共同价值”，通过“多元互鉴”探索“天下大同”，所体现的也正是“全球文化本土化”与“本土文化全球化”相结合的逻辑。概言之，在“全球文化本土化”与“本土文化全球化”的文化循环中构建全球性学术话语，助力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从全球学术话语的边缘走向中心，在与其他国家、其他区域的文化互动中解构“单极化”的全球文化格局，这是时代赋予区域国别研究的新的历史使命。
统合不同学科不同区域视角学者，共同创造全球性知识。“单极化”的全球文化观建立在强权之上。欧美国家直接将基于欧美历史实践的区域性文化上升至全球性文化，冠之以“普世价值”的名义向海外推广。而中国所追求的多极化文化发展要走平等对话、相互启发、共同发展的道路。在多极化视野下，每一个区域的文化都是这样一棵大树：它扎根于本国的问题意识，以不同区域的文化为枝叶，通过由哲学社会科学诸多学科组成的主干连接起来，共同为这一主干提供营养，又通过主干进行交流。每一棵知识之树的横截面都呈现本土实践与地区性知识、全球性知识共存的多层结构。构建这样的学术之木，需要区域国别学以及其他哲学社会科学诸学科共同完成。
区域国别学在构建之初就应该清楚认识到自身在整个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中的定位以及使命，成为多学科基础、跨区域视角的学科。在成为一级学科之前，中国的区域国别学研究已经积累了有关全球诸多区域的基本知识。与此同时，随着海外中国学的发展，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也越来越多地被介绍到海外。但是，要从知识的“双向搬运”走向全球性知识创造，还需要通过区域国别研究统合不同学科、不同区域视角的学者来共同完成。不仅如此，中国的区域国别学研究不同于欧美，还要欢迎不同文化背景的学者共同参与建设。而要实现这样的目标，需要对这一学科的发展路径进行合理的规划。
目前，中国学术界就区域国别学学科建设已经展开了丰富的讨论。关于这门学科未来的发展，还可以从以下几点着手。第一，区域国别学要产出多层次的知识。既需要针对某个区域进行长期的跟踪研究、数据库建设，也需要进行跨区域的理论探索。这就要求区域国别学领域的学者既是区域问题专家，同时具有哲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其他哲学社会科学学科扎实的理论基础，有开展国际比较研究的能力。有的学者可能偏重前者，有的学者可能偏重后者，但两种视角缺一不可。这种双知识背景的人才库建设，在高校的人才培养过程中就应该充分体现。第二，区域国别学要取得全球性的研究成果，还需要整个哲学社会科学界继续推动“全球文化的本土化”，告别对欧美知识体系、理论框架的单一依赖，进一步发掘符合中国社会自身需求的研究主题、抽象概念和中层理论。第三，要在区域国别学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之间建立紧密联系。可以在高校中设立跨学科研究中心，通过社科基金的课题设置等方式，引导区域国别学与其他学科展开共同研究，发掘兼具中国问题意识、多区域文化实践、全球性理论价值的议题。第四，构建更加密切的跨国学术研究合作网络，鼓励中国学者与海外学者共同开展学术研究。第五，发展一批区域国别学领域的高水平学术刊物，建立良好的学术生态，吸引更多的优秀学者进入这一领域，产出更高水平的研究成果。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