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农为邦本，本固邦宁。我们要坚持用大历史观来看待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只有深刻理解了‘三农’问题，才能更好理解我们这个党、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必须看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依然在农村，最广泛最深厚的基础依然在农村。”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三农”工作，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举全党全社会之力推动乡村振兴：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新时代农业农村现代化事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面对新征程，积极推进“三农”事业发展新实践，必须遵循习近平总书记指明的奋进方向，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
本期“强国复兴大家谈”专栏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党委书记杜志雄、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孔祥智、华南农业大学国家农业制度与发展研究院院长罗必良，为深入探讨做好新时代“三农”工作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逻辑贡献学术智慧。
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根本遵循
《中国社会科学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牢牢把握思想精髓，深入理解核心要义，具有重大意义。
杜志雄：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做好“三农”工作作出了一系列重要指示和重要部署，明确强调要坚持用大历史观来看待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在把握长时段、大尺度的时空情境全局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从历史长河、时代大潮、全球风云中分析演变机理、探究历史规律，提出因应的战略策略，增强工作的系统性、预见性、创造性”，科学回答了新时代“三农”工作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
一是从政治和战略的高度看待粮食安全，鲜明提出了保障我国粮食安全的基本方略、战略重点、实现路径和目标任务，充分体现了登高望远的战略思维和居安思危的底线思维。二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体现了“决不能落下一个贫困地区、一个贫困群众”的为民情怀，实施精准扶贫方略，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通过乡村振兴让脱贫群众生活更上一层楼。三是坚持走共同富裕道路，将产业振兴作为“解决农村一切问题的前提”，作为“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体现了对自然、市场和社会发展规律的尊重与积极运用，让农民在乡村振兴中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四是把乡村建设摆在了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位置，以逐步让“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为目标，突出“为谁建”“怎么建”和“谁来建”三大关键问题，坚持乡村建设“为农民”而建、“遵循乡村自身发展规律”而建和“充分发挥亿万农民主体作用和首创精神”而建。五是强调“完善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让农民得到更好的组织引领、社会服务、民主参与。六是强调“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必须用好改革这一法宝”和“新形势下深化农村改革，主线仍然是处理好农民和土地的关系”，坚持深化农村改革，巩固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促进城乡融合发展。七是强调“办好农村的事情，实现乡村振兴，关键在党”，“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必须健全党领导农村工作的组织体系、制度体系、工作机制”。坚持党对农村工作的全面领导，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为“三农”发展提供坚强政治保障。
孔祥智：习近平总书记坚持用大历史观来看待农业农村农民问题，运用科学思维方法系统谋划了“三农”工作的科学路径。如在粮食安全问题上，提出了“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的新时代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反映了中央政府新的粮食治理理念；在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上，提出了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思想；在城乡关系上，提出了“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全面融合、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牢牢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重要论述的思想精髓，是做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工作的必然要求。
新时代“三农”工作成果丰硕
《中国社会科学报》：精准扶贫、脱贫攻坚、乡村振兴，鲜明标注了我国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的光辉印记。新时代以来，“三农”工作实践波澜壮阔，我们取得的重大成就和宝贵经验是什么？
杜志雄：这些成就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农业供给安全更稳固，生产方式更现代。到2022年，中国粮食产量连续八年保持在6.5亿吨以上。更为重要的是，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建立在农业生产方式实现重大转变基础上的，比如农业科技装备水平持续增强，农业生产过程更加绿色，农业发展可持续性显著提升。二是农民收入进一步增长，获得感进一步提升。2022年，中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首次迈上2万元台阶，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比继续缩小，农村基本公共服务水平不断提升，统一的城乡居民社会保障制度逐步建立，城乡基本公共服务普惠共享的机制进一步健全。三是农村环境不断改善，乡村建设不断升级。
罗必良：中国用约占全球9%的耕地，生产了占世界近四分之一的粮食，养活占世界约五分之一的人口。无论从规模还是体量来说，中国都已经是世界上少有的农业大国，显示了中国农业现代化已取得卓越成就。从生产规模上看，2021年，我国水稻、小麦、水果、蔬菜、猪肉的年产量位列世界第一，玉米和家禽肉的年产量为世界第二。稳定的生产规模为我国从农业大国向农业强国转变奠定了坚实基础。从农业产出上看，我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农产品生产国和贸易国。
杜志雄：这些成就的取得，首先得益于我们有着推进乡村振兴、促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明确目标的指引；其次是针对农业农村现代化在整体中国式现代化中的短板缺陷，始终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干部配备优先考虑，要素配置优先满足，资金投入优先保障，公共服务优先安排；再次是坚持顶层设计与尊重基层实践相结合，发挥政府和群众两个积极性。
孔祥智：民生从来无小事，一枝一叶总关情。实践证明，尊重农民的权益和意愿，积极开展“三农”工作就必然深入。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是新时代扎实做好“三农”工作、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经验。
筑牢农业强国建设现代化根基
《中国社会科学报》：没有农业强国就没有整个现代化强国；没有农业农村现代化，社会主义现代化就是不全面的。如何理解建设农业强国、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与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关联？
杜志雄：强国必先强农，农强方能国强。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我们要建设的农业强国、实现的农业现代化，既有国外一般现代化农业强国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农业农村问题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短板和弱项，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对于加快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具有重要意义，这可以从三个维度来看。首先，从农强与国强关系看，在新发展阶段，要实现农业大国向农业强国的历史性跨越，这是由我国现实国情、农业的基础地位和目前复杂的国际局势共同决定的。其次，从“三农”工作在党的工作格局中的地位看，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稳住农业基本盘、守好“三农”基础是应变局、开新局的“定盘星”和“压舱石”，也是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核心任务。再次，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全局看，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没有农业农村现代化也不可能有中国整体现代化，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是整体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重要体现。
罗必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农业农村仍然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短板。基于大国农业发展，中国特色的农业强国建设必须具有大安全观、大食物观、大国土观、大产业观和大韧性观的“大农业”战略思维。党中央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夯实农业安全基础，守住粮食安全底线；以大食物观为引领，强化粮食供给保障能力，全方位、多途径开发食物资源；树立大国土观，坚决守住十八亿亩耕地红线，不断拓展食物安全空间；遵循大产业观的经济规律，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发挥强有力的产业支撑农业强国建设，以强有力的主体带动产业经营；以大韧性观加强全链条产业内生性发展，增强农业有效抵抗内外风险能力和农业产业韧性。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宏大实践蓝图中，农业农村现代化是最基础的一环。如何理解这个明确定位？
孔祥智：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遵循世界农业现代化的一般规律，又体现我国独特的资源禀赋和国情。这是全体农民共同富裕的农业现代化，是以小农户家庭经营为主要基础的农业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农业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农业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明确强调：“新时代‘三农’工作必须围绕农业农村现代化这个总目标来推进。”这指明了新时代推进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就要不断强化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原则，不断健全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和经营体系，提高农业资源要素配置效率，强化现代农业科技创新驱动和装备支撑，增强食物安全保障能力和绿色可持续发展能力。
罗必良：农业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和战略基点。然而，以人多地少为特点的资源禀赋、以小农户为主体的农业经营格局，加之充满不确定性的国际关系与贸易格局，使中国农业现代化面临多维挑战。我们要立足国情农情，在尊重农业产业特性与乡村地域特征的基础上，以保供给、提质量、促增收、强科技、增绿色为主要目标，通过农业分工与专业化发展，发展以服务托管为核心的农业服务规模化经营，走中国特色的“服务型农业”道路，推动农业发展从破解规模约束到促进分工深化的基要性变革。这一变革的核心策略在于，以县域城乡融合发展为载体，构建现代农业经营体系，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
抓好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产保供
《中国社会科学报》：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是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如何确保粮食安全是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和“首要任务”？
孔祥智：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2023年第6期发表《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重要文章，明确指出：“农业强国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根基。农业是基础，基础不牢大厦不稳。无论社会现代化程度有多高，14亿多人口的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始终是头等大事。”根据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精神，抓好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供给，我们要做的事情还很多。一是继续向改革要红利，加大农产品价格改革和补贴制度改革力度。二是按照中央一号文件要求，在2022年实现三大粮食作物完全成本保险和种植收入保险主产省、产粮大县全覆盖的前提下，逐步扩大稻谷、小麦、玉米的完全成本保险和种植收入保险实施范围，保障种粮农民的合理收益水平。三是按照党的二十大工作部署，大力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社会化服务，支持农业适度规模经营，支持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多种粮、种好粮。提高种粮综合效益，逐步使种粮农民有利可图，使粮食产业成为可以达到平均利润水平的产业。
杜志雄：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须把确保重要农产品特别是粮食供给作为首要任务，把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把‘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真正落实到位。”保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更是建设农业强国的头等大事。提升粮食安全保障能力，是加快建设农业强国的基础性、关键性战略举措。以“实施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为抓手，从耕地保护、增强科技支撑能力、提升生产积极性等方面系统施策，将成为整体提升粮食安全保障能力的具体着力点。
要确保优质要素投入粮食生产。一是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将高标准农田主要用于粮食生产。二是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实现重要农产品种源自主可控。三是健全农业科技创新体系，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这三者为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奠定坚实基础。
要充分调动农民种粮和政府抓粮积极性。一是健全种粮农民收益保障机制，让农民种粮有钱挣，解决制约粮食生产效益瓶颈的主要路径是创新经营方式。二是健全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不让重农抓粮吃亏，进行补偿和扶持是调动主产区地方政府重农抓粮积极性的有力政策杠杆。三是实行粮食安全党政同责，压实地方党委政府责任，把确保粮食和重要农产品供给作为首要任务。
双轮驱动加快农业强国建设
《中国社会科学报》：我国人口多、耕地少，决定了我国要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必须依靠科技和改革双轮驱动，加快实现量的突破和质的跃升。
杜志雄：确实如此。在耕地面积一定的情况下，科技是稳产增产的根本出路。农业科技自立自强是农业强国的典型特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重视和依靠农业科技创新，不仅要立志补上短板弱项，还要立志发挥后发优势、实现‘弯道超车’。要紧盯世界农业科技前沿，大力提升我国农业科技水平，加快实现高水平农业科技自立自强。”实现高水平农业科技自立自强，必须打造国家农业科技战略力量，补齐现代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短板，解决好各自为政、低水平重复、转化率不高等突出问题，提升农业科技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同时，要注重创新成果的转化应用是农业创新体系的关键环节，促进政府公益性服务和市场化服务协调发力，以增加农业科技服务有效供给、加强供需对接为着力点，壮大市场化社会化服务力量，加快构建开放竞争、多元互补、协同高效的农业科技社会化服务体系。
进入新发展阶段，深化农村改革应主要围绕人才、土地、资金三个方面，聚焦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新型农业经营体系、人才服务乡村振兴、农村承包土地、宅基地、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财政资金、金融资金、社会资本投入等九个领域，采取一系列创新性改革措施，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持续注入活力。
罗必良：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是农业现代化的动力源，也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着力点。目前，尽管农业科技赋能农业现代化已取得阶段性成就，但在农业科技基础研究、前沿核心技术方面，我国与世界先进水平还有一定差距。例如，农业科技的基础研究不够，一些关键性技术方面自给能力较为欠缺，数字经济等新经济要素与农业的结合还不够深入。总之，中国农业现代化的内在驱动力是强科技，未来中国农业现代化的水平和质量取决于农业科技的含量。
孔祥智：建设农业强国，利器在科技，关键靠改革。依靠科技和改革双轮驱动，是农业农村发展和乡村振兴的永久性话题。一是要加快先进农机研发推广，持续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二是要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三是要进一步提升我国农业装备水平，发展现代设施农业。
确保乡村振兴重点任务落到实处
《中国社会科学报》：“三农”向好，必然带来全局主动。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度、广度、难度都不亚于脱贫攻坚，必须加强顶层设计。
杜志雄：农业基础稳固，农村和谐稳定，农民安居乐业，整个大局就有保障。关于“三农”工作的顶层设计，党的十九大作出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大部署。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关系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全局性、历史性任务。要坚持农业现代化与农村现代化一体设计、一并推进，实现农业大国向农业强国跨越。党的二十大擘画了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宏伟蓝图，把“三农”工作摆在突出位置并作出全面部署，强调要聚焦粮食安全、农民增收、城乡公共资源配置等重点问题，抓好土地和科技两个确保粮食安全的关键支撑，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坚持城乡融合发展，促进城乡资源合理配置，以加快农业强国建设为目标，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中国社会科学报》：如何科学把握贯彻落实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重大举措？
杜志雄：战略引领未来，统筹激发力量。下一步紧紧抓住重点，推动政策落实、工作落实具有重大现实意义。2022年12月13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乡村振兴责任制实施办法》正当其时。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乡抓落实，任务清晰，责任明确，机制精准，展现了党中央强大的战略统筹力。与此同时，在具体实践中需要把握好农强与国强以及农业农村现代化与国家整体现代化两组关系，聚焦粮食安全、农民增收、城乡公共资源配置等重点问题，突出土地和科技两个关键支撑，以深化农村改革赋能乡村振兴。其中，要以协调好长期发展目标和短期建设目标、充分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以及尊重农民意愿和增强群众获得感等几组重要关系为核心，进一步开展工作。
孔祥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始终是一个庞大而又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等方方面面，是重大战略，而不是技术策略。在顶层设计的战略框架下，面对多样化问题群落隐含的内在关键性问题，必须坚持系统观念，要抓住主要矛盾加以切实解决，既“抓得准”又“抓得住”，才能更好地推动乡村振兴向前发展。
所谓“抓得准”，是在找准问题的系统结构中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抓紧抓好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产保供。加大农业结构调整力度，优化“粮、经、饲”种植结构；充分利用草原、江河湖海等资源，发展实用林业、畜牧业、渔业、微生物产业，满足14亿多人口多样化食物需求；不断延长产业链，提高资源利用率和农业机械化水平，确保增产增收；贯彻《反食品浪费法》，减少农作物生产和食品加工过程中的损失浪费；落实“长牙齿”的耕地保护硬措施，切实保护耕地，严格坚持农地农用。
所谓“抓得住”，是在解决问题的功能表达上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以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为抓手，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从土地规模化和服务规模化两个角度，加快新型农业主体和服务主体发育，不断延伸农业产业链价值链，加快农业强国建设。
此外，要大力实施乡村建设行动，扎实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将加快县域城乡融合发展，扎实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持续加强乡村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农村基本公共服务能力，推动基本公共服务资源下沉等方面作为具体着力点。
推进中国特色“三农”理论创新
《中国社会科学报》：中国是农业大国，加快新时代中国特色“三农”问题理论研究创新，不仅是有效指导“三农”实践的现实需要，而且是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内在要求。
罗必良：毫无疑问，加快推进新时代“三农”问题研究的“三大体系”建设，积极构建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是创新“三农”理论研究的重点领域和根本途径，同样具有战略性意义。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践进程中，重农固本就是要实现“三农”“富强美”。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中国要强，农业必须强；中国要美，农村必须美；中国要富，农民必须富。这些重要论断构成了中国“三农”研究知识体系、理论体系及思想体系的核心线索，从而对构建有生命力和影响力的中国特色“三农”理论及其“三大体系”的自主价值与功能表达，具有长期的引领性和导向性作用。深化“三农”问题研究的学理表达，是丰富和完善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创新体系的重要理论任务之一。
孔祥智：农业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成功地探索出一条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道路，其基本特点是在农业人口规模巨大的前提下，创新性地把土地流转形成的土地规模化和社会化服务形成的服务规模化有机结合在一起，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原创性贡献。
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学领域最大的变化就是全面引进了西方经济学体系，在一定程度上与我国乡村丰富的实践是脱节的，西方理论解释不了中国现实问题，尤其是不能满足中国“三农”领域问题的理论化与理论的问题化的迫切需求。这种理论上的“水土不服”与逻辑汇通的有限性，是由东西方不同的地方经验事实深刻决定的。实际上，中国“三农”发展的丰富实践，为构建中国特色的农业经济学理论体系提供了大量鲜活素材。党的十八大以来，这个理论体系逐渐形成，主要有：巩固和不断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在大国小农的国情农情下，探索小规模农户与现代农业的衔接方式；在粮食安全问题上，正确处理两种资源、两个市场之间的关系；加大工农城乡关系的调整力度，提出了城乡融合的战略思路；等等。这些原创性理论贡献创新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国化，是现实的、具体的、发展的，更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时代化和民族化的中国表达，成为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论域。
罗必良：基于中国国情，坚持问题导向，我们进一步扩大理论视野。农业活动的综合性与多样性等特征，必然决定了对广义农业问题的研究不仅能够形成农学、生命科学、生态与环境保护等众多的自然科学与工程科学，而且能够形成与“三农”问题研究高度相关的社会学、政治学、管理学、文化学等人文与社会科学。可以说，我国的“三农”问题更是一个天地广阔的复合政治经济系统。作为研究对象，它的复杂性和系统性决定了不存在一个独立的或单一化论域的可能，已经成为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多学科多维度聚焦的“中国显学”。概言之，“三农”研究呈现出多样化的学术体系与话语格局，既具有中国特色又具有世界关注的双重特征。
仅仅从经济学角度来说，当前我国“三农”问题研究就呈现出了推进本土化与国际化研究、问题导向化研究、面向现实的研究等发展态势。“三农”问题的经济学研究只有立足于中国基本事实与关联性证据，才能推进中国特色的理论创新。相关研究者需要持有的基本态度是，解释和揭示新的经济社会现象，对已有理论进行证实或证伪；用更规范的语言重新叙述已有理论或假说，或在方法论上批驳已有理论；基于系统性证据提出新的学理解释，或建构新的理论，为全面建设农业强国，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持续贡献学术力量。
立足中国国情，坚持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是“三农”学人在希望的田野上接续奋斗的重要前提。“三农”学术的繁荣发展必然为完善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大厦添砖加瓦，也必将为推进世界学术发展和进步作出重要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