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中国互联网用户正式突破9亿，互联网技术使现代社会交往模式产生了根本性的变革。其中，粉丝群体与偶像之间的距离迅速拉近，建立在这种拟态亲密关系与认同共情效应之上的饭圈亚文化应运而生，并迅速获得多种力量的关注。艾漫数据《2020青年兴趣社交白皮书》显示，88.7%的青年社交用户都有自己喜欢的明星，并会为偶像“氪金”。伴随集群行为特征凸显与媒体关注增多，饭圈亚文化成为当前社会文化领域中的重要议题之一。

　　情感：构建共同体的一种尝试

　　“预言家”鲍曼将现代人的生存处境归因于一种流动的、液化的现代性开始取代原有坚固而有质感的现代性。在这种流动的现代性中，一切都被液化为流体，事物没有任何固定和长久的形态，所有的关系和定位不等固定成型便融化流散。流动现代性的液化力量不仅消融了个体在共同体中的安置场所（placement），连构成共同体的各种持久可靠的位所（place）本身也被消解了。从原有生活世界抽身的个体根本看不到重新回归的可能，成为现代社会中的游牧者。

　　社会学的关切在于，脱离了传统保护与束缚的游牧者将如何共同生活？马费索利给出的答案是，在揖别现代社会的“社会共同体”之后，身处后现代社会的个体将在“部落共同体”中得以聚合，重建共同体。也就是说，新部落成为在流动的现代性中任意漂流的游牧者的特有集结方式。与传统社会的稳定部落不同，新部落处于永恒流变之中，因缘聚集，缘尽而散。在某种意义上，饭圈正是中国社会步入互联网时代后重建共同体的一种尝试，虽然这种尝试一开始就被各种力量所形塑。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粉丝文化经历了从追星族到粉丝再到饭圈的演变图景，并随着媒介技术的助推和文化产业的资本化进程，深度融入当前的社会文化生活。高度分工的现代社会将每一个个体切割成不同时间和空间里的不同面向，以网络为媒介、因趣缘而结合的饭圈是普通个体最容易也最乐意进入的社会单位。身处其中的个体不用背负沉重的伦理责任，也无需处理复杂的社会关系，彼此之间有着共同的喜好和审美，品尝从属或分享某种品味的感受。饭圈中用“圈地自萌”来描述这种温情，意思是同好们相聚在小圈子里自娱自乐，沉迷于自己的兴趣爱好；从充满规训的日常生活抽身入圈，确乎能得到周围全是同好的温暖体验。饭圈中同追一个偶像的粉丝彼此互称“同担”，这个词生动地描绘出这种共情交往中的温情与共鸣。这也正是饭圈的独特魅力所在。这种“在一起”的社会关系具有“神圣性”和集体感性（collective sensibility），能给孤独的个体以温暖的慰藉。

　　温情只是新共同体的一个情感侧面，它还有另一个明显的特征。“圈”者，封闭之所也。马费索利设想中的新部落是一个开放空间，现代人在新部落中体验着一种被时刻的新鲜感所润色的野性生活。但现实中的饭圈作为消费场域被资本形塑为充满禁忌与边界的封闭场域，规矩繁多，并经常性地处于一种紧绷状态。在饭圈中，一个合格的粉丝必须在微博账号中亮明自己的粉籍，且这个账号必须只粉一个偶像，如果换了偶像则此账号必须停用；平时发言必须谨言慎行，提到偶像时需用简写或独特符号，不能直呼其名，否则会引来“黑子”的巡逻；严禁提到对家偶像的名字，更不能随意评论，否则会被视为引战挑事；每日必须在偶像超话及话题区签到，偶像出作品、发专辑必须积极转发、购买，严禁“白嫖”。一旦违反这些规则，粉丝就会引来谩骂，轻则道歉，重则被人肉搜索、退圈。正如一位粉丝所言：“一进饭圈，你就自动有了等级，并且规矩众多、等级森严。你会发现四面都是敌人，处处都是比赛；你还会发现就算是自家人，也战争不断。”

　　饭圈的封闭性首先体现在其特有的话语体系上，通用一套独特的编码用于确认对方是否是同一语境中的“自己人”。社会学研究表明，青少年聚集在帮派的亚文化中以寻找归属感。他们发明出一整套专属暗号的话语体系，事实上是为了区分“自己人”和“外面人”。你听不懂、不会用，就没有资格说话，不是自己人。饭圈在自己发明的专有符码中区分出“同担”与“对家”、“路人”与“黑粉”，并从这种逻辑出发重塑与强化其集群行为（如虐粉、反黑）。菲尔克拉夫的理论启示我们，这些话语及其背后的结构性背景显然已经超越了单纯的娱乐范畴，在某种意义上乃是当前社会结构的部分投射。

　　重建情感共同体亚文化

　　传统粉丝研究认为，粉丝文化作为一种文本盗猎行为，具有拓展原有文化意义的生产性与反抗（压迫性）主流文化的抵抗性双重意义。但随着近年来互联网资本强势入驻，流量逻辑结构性地改变了粉丝文化的内涵。在马克思的理论中，资本谋求控制的是工人的时间；布洛维则侧重强调资本在劳动过程中对劳动者“努力”的策划与调动；20世纪50年代之后，现代工业社会发生了经济转型，服务业成为支柱产业，并将消费者自身也纳入劳动过程之中，对情感的控制成为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一大特色；而进入数字时代，数据成为新自由主义劳动控制的重要手段。作为一种技术法则的大数据，在数据生产和劳动控制中展演出更为微妙、更加注重避免冲突与强制的生产逻辑。

　　在传统模式下，艺人是商品的生产者，粉丝并不消费艺人本身而是消费艺人所生产的文化产品。而流量时代，艺人从商品的生产者变成了商品本身，经纪公司负责制造和贩卖偶像，粉丝消费偶像的一切，包括且不限于艺人的公众形象、私生活、衍生品、创作等。同时，偶像与粉丝之间也不再仅止于带有距离感的欣赏与关注，对于偶像及其背后的资本来说，至关重要的流量需要粉丝们深度介入，承担流量生产的任务。粉丝文化原有的内涵被悄然置换：一方面媒介技术的社交性特点为粉丝文化与其他文化圈层的接触、对话和沟通提供了渠道，也给予了建构共同话语符号的机会，并在社交媒体平台上通过细致巧妙的制度设计转换为对粉丝情感性劳动的征用与扩张（粉丝则彻底沦为数据劳工）；另一方面，消费主义导向的文化生产机制也促使受众沉溺于娱乐化的情感消费，亚文化本身的抵抗性在这一连串符号消费中被逐渐弱化、消解，甚至主动谋求主流文化的认可与接纳，而非伯明翰学派一开始所主张的对分层等社会问题进行反思与抵抗。

　　随着当前社会变革性和互动性的不断深化，在社会环境、大众文化、社交媒介等多种因素的集体合力下，大众文化图景更加多元且充满流动性，脱胎于粉丝文化的饭圈亚文化表现出极为复杂的面向。被各种力量形塑的饭圈亚文化作为重建情感共同体的一种尝试，尽管部分地获得了主流文化的接纳，但从一开始或许并不具备独立性与反思性，遑论实现“团结的共同体”。因此，传统粉丝文化理论已经无法全面阐释今日饭圈亚文化所呈现的时代表征，有必要将其放置于社会性与政治性的语境中来重新审视。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社会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