抵达麦宿这个传统手工艺之乡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心理和空间旅程。
2015年前后，在北京4号、14号地铁线上，出现了多幅以四川省甘孜州德格县麦宿镇为主题的大型公益广告，内容包括当地农牧民的日常生产生活、节庆等，以传统手工艺为主。画面极具视觉冲击力，使受众强烈感受到传统手工艺走向全球市场和都市社会的决心和努力。彼时笔者已经在四川康区展开田野工作数年，而麦宿只是康区一个不大起眼的小地方，禁不住感到讶异：麦宿手工艺究竟有何魅力？是谁推动它走到了都市社会的视觉中心？
笔者的田野地点主要在康区东部木雅地区的绒村。当时，村里有近十位青年人在麦宿镇进修学习。绒村和麦宿都远离交通主干线，相距六百多公里，在雀儿山隧道贯通之前，由于川西高原艰险的交通条件，两地之间单程需要三天两夜。笔者的讶异又添了几分：康区神奇之地何其多，为何麦宿吸引了本村的年轻人？实地造访之前，笔者对麦宿既充满期待又生出遥不可及、荒凉苦寒的想象。
2019年夏天，笔者应一个公益机构之邀参加其旨在提升当地年轻人电脑技能的田野考察，终于踏上麦宿之旅，探访了宗萨学院、藏医院（及制药厂、藏医传承学校）以及为数众多的手工艺作坊。在沉入并离开田野以后，随着对该地区知识的进一步积累，笔者才逐渐理解，铺陈这个想象和抵达麦宿过程的三个渊源本身就具有潜在的理论和实践意涵。
麦宿是传统上对金沙江支流麦曲流域的藏语称谓，意为“天神遗落药材的地方”，是南派藏医药的重要发源地；麦宿通常也被外人称为宗萨，代表着世俗文化之外的另一个维度。而且麦宿所属的德格更是康巴文化中心和三大藏文化发祥地之一，麦宿传统手工艺正是开在这一肥沃文化土壤上的一朵奇葩。尤其令人称奇的是，麦宿总人口不过区区5000人（历史上更少），却有着近千名手工艺人，支撑起了唐卡、铸铜、陶器、泥塑、彩绘、铜雕、木工、编织、缝纫、金银器加工等十几个品类的手工艺传统。手工艺传统不但至今仍在当地百姓的日常生活中枝繁叶茂，而且在地方政府及精英的推动下，某些品种如编织、服饰、铸铜、唐卡等已经走向外部市场，甚至引起国际关注，全球顶尖的英国圣马丁艺术学院（Central Saint Martins，CSM）每年都组织师生到麦宿交流采风。正因为麦宿的存在，2020年德格县荣获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授予的“中国藏族传统手工艺之乡”殊荣。为什么一个荒陬小镇的传统手工艺具有如此强大的多样性、生命力和辐射力？我们需要进入历史和现实的深处来仔细探究。
从地方文化社会脉络中生长起来的“百工”。麦宿手工艺的源头在于历史上围绕修建地方文化中心宗萨而形成的分工。20世纪80年代初起，在国家政策支持下，麦宿居民展开地方传统文化重建工作，但所需的各种手工艺多已濒临失传。在一位颇具“卡里斯马”（Charisma）权威的本地乡贤带动下，有些老艺人出面开办了木工和彩绘班等传授徒弟，与此同时，他还安排不少年轻人去各处投师学艺。重建持续了三十多年，传统手工艺慢慢地在麦宿地区开花结果了。这是当地居民通过复兴传统手工艺来支持传统文化重建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是传统文化也反过来反哺和加持了百工发展。比如，当地黑陶艺人就把祖师爷追溯到1820年出生的艺人，相传是他发现了“色多”金矿石和黑蓝土这两种原料并发明了黑陶工艺；噶玛嘎孜画派唐卡艺人把自己的直接师承连接到1901年出生的某位伟大画师身上。再比如，麦宿手工艺作坊门口几乎都挂有一块“工巧明系唐卡绘画班（或陶器班、编织班）”的牌匾。这些传说和牌匾对市场所关注的地方手工艺本真性（authenticity）和本雅明所说的光晕（aura）而言是一种富有效力的背书，代表了麦宿手工艺与本土社会文化特征的深度融合。可见，在人口基数很小的背景下，本地手工艺传统中罕见的多样性和稳定性，主要是根植于居民与传统文化中心之间在漫长历史中形成的紧密依存关系。麦宿与宗萨的双名制正是解开当地传统手工艺兴盛之谜的钥匙。
与之形成对比，同时也构成理论与实践双重问题的是，在东部地区乡村，传统上存在着两种手工艺分工形式：一种是以一村一镇乃至一县一个区域为单位进行手工艺行业划分，一个行业涉及的手艺人可能成百上千；另一种是较小规模社区内部的多种小作坊，从业者数量少、占人口比例低，产品以生产生活所需、集市销售为主。两种都是直接面向市场的，而且按照艾约博（Jacob Eyferth）所言，劳动分工、互相依赖以及交换产生了共同体。而麦宿传统手工艺生长的土壤并非横向交换与相互依赖，毋宁说是以宗萨为整合中心的社区共同体形成之后的一种纵向礼物流动或施报关系。因此，就较为根本的社会文化意义层面而言，麦宿传统手工艺的未来取决于传统文化中心在日常生活中的位置变化。但在此之外，随着21世纪以来手工艺逐渐走向外部市场，以及近十年来少数民族地区社会治理模式的不断调整和优化，传统手工艺面临着一些新的机会和挑战。
地方能人带动下的市场化进程。考察麦宿手工艺行业发展的媒体和研究者，几乎都无法忽视当地“卡里斯马”人物的独特贡献。在笔者看来，麦宿手工艺行业的发展存在三种不同的精英带动模式：第一种是依托地方传统文化及社区居民，开启传统手工艺的复兴之路；第二种是以自创的社会企业和集体商标为凭借与外部市场接轨，将面临散沙化的手工作坊重新集结起来并带到了北京和伦敦；第三种则是与时俱进的数字时代经济思维，率先在移动社交和视频社交平台上将麦宿手工艺推到了全世界面前，使工坊获得了全新的商业基因。三种实践几乎完整地契合了把笔者带到麦宿的三个不同渊源：地方文化、地铁广告、电脑技能培训。
表面上看，在新生代能人的带动下，麦宿传统手工艺将驶入“生产性保护”及以产品为中心的快车道。但令人意外的是，不仅是这些地方能人，甚至不少普通工匠都兼具丰富的国际流动经历和深厚的地方文化自觉。两者的结合使得麦宿手工艺始终坚持某些传统习俗，如唐卡、佛像、法器工匠不得抽烟、喝酒、杀生、打诳语等。而这些习俗的坚持，使得麦宿手工艺品既为全球消费者所认可，也能直接销售于本地市场。
国家效应：兜底式的解决方案。麦宿在精准扶贫最难攻克的“三州三区”范围内，2020年实现整体脱贫，目前乡村振兴正在有序推进，其中手工艺行业功不可没。地方政府建设了民族手工艺产业园区，领衔的手工艺人只要承诺帮扶5户以上建档立卡贫困户，就可免费入驻政府提供的设施良好、空间宽敞的“扶贫车间”。这样的扶贫车间麦宿共有27个，吸收了近千名学徒和工人。地方政府还通过直接采购工坊产品，引导、支持手工艺产品参加展销会，邀请视频社交平台为手工艺产品引流等方式开展实质性帮扶，通过将其中部分工坊评定为“非遗生产性示范基地”及“非遗培训传习基地”的方式来进行补贴和提升。这些近乎兜底式的解决方案背后隐含着一种对乡村技能的新理念与新格局，与艾约博在《以竹为生：一个四川手工造纸村的20世纪社会史》中的发现完全相反。后者指出，随着对科学、理性的大规模工业化的追求，国家曾经展开过对民间工艺的“社会主义去技能化”（技能收缴）。但近十年来以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为依托的新型社会治理模式，尤其是面对少数民族地区时，已经转变为对乡村手工艺技能的浓墨重彩的再赋能，并以此激活乡村活力。事实上，正是在国家的兜底帮扶下，大部分手工艺者仍然乐于留在乡村，并且依旧保持着从容的创作节奏。
“扶贫车间”“非遗生产性示范基地/培训传习基地”以及“工巧明系某某班”等牌匾在麦宿手工作坊门口的层累叠加，意味着国家、社会、市场正以相互调和的方式推动康区传统手工艺之乡走向崭新的未来。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文化人类学研究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