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强调，“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推动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广西左江花山岩画作画时间在战国到东汉，以赭红色大写意的图像再现了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团结奋进的历史。

　　环首刀及其文化传播体现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从商、周、秦到汉，青铜已成为我国金属主体器具，春秋时期起陆续出现铁制兵器。环首刀最早在商代出现，春秋战国时期齐国以环首刀为型铸造钱币即刀币，可见当时在中原一带其已得到普遍使用。20世纪60年代以来， 左江流域陆续发掘出战国时期的兵器、农具等，可见当时铜制、铁制器具已得到初步推行。岩画上多处出现环首刀等图像，说明青铜、铸铁冶炼技术已从中原传播到左江流域，环首刀等金属器具也传播到岭南一带。

　　据《史记》《汉书》等史籍记载，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年）到三十七年（前210年），数十万民众分数次从中原迁徙到岭南“与越人杂处”；开凿灵渠，连接中原与岭南；在今崇左市江州区（左江中游）设置南方三郡之一的象郡。汉建武十七年，光武帝派遣马援平定交趾“二征”姐妹叛乱，其队部在左江上游（今凭祥市）得到当地民女班夫人鼎力资助而获胜。龙州县上金乡有一块丘陵坡地，壮语名为“铜登”，意思是“竖立铜柱（的地方）”，相传为马援部队在此竖铜柱以作铭记。“铜登”与最大的岩画点“岜莱”相距不到三里，这一带岩画最密集、数量最多，环首刀图像也最多。

　　从左江流域考古发现的环首刀、长短剑及羊角钮钟及周边汉代墓葬，说明秦汉时期环首刀等金属器具已从中原传播到华南，岩画上的金属器具图像则是当时中原文化与骆越文化融合发展的证明。无论是秦始皇迁徙民众，开凿灵渠，设置象郡，还是马援南征，无不说明当时边疆地区与中原地区各民族已有较多联系与互动，为多元一体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铜鼓及其文化传播体现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岩画中有不少类似日月星辰的圆圈图像，与华南、西南地区出土、出水的春秋战国以来的铜鼓鼓面及部分器皿上的太阳纹、云雷纹、鼍纹纹饰极为相似。岩画上“蛙形人”和圆圈图像紧凑地出现在同一板块上，侧身人像形似擂鼓，“蛙形人”与铜鼓上的跃蛙塑像如出一辙，应为铜鼓及其文化崇拜。秦汉时期左江流域生产力水平不高，尚未出现细描技法，只能以重要局部代替实物整体进行简单呈现，以模式化平涂剪影呈现物象轮廓。比对左右江流域出土、出水的铜鼓纹饰，岩画上的圆圈图像应为铜鼓的大写意创作，是蛙崇拜、铜鼓崇拜的呈现。

　　20世纪80年代以来，科学工作者通过标型学和放射性碳元素对万家坝4面铜鼓进行测定，认为古代铜鼓最早起源可追溯到春秋早期。《汉书》记载，岭南在汉朝即开采铜矿并与中原开展商贸，“处近海，多犀、象、毒冒、珠玑、银、铜、果、布之凑，中国往商贾者多取富焉”。《旧唐书》记载，铜陵“界内有铜山也”，铜陵即今广东阳春市，属岭南，与左江同属珠江水系。《太平寰宇记》载，“铜山，昔越王赵佗于此山铸铜”，铜山位于今广西合浦，临近左江。赵佗采取“和辑汉越”的治理政策，将中原铸铜文化、铜鼓文化传播到岭南。

　　铜鼓鼓面鼓身常铸有蹲蛙饰、飞鸟纹等，与中原地区出土的秦汉前后青铜器上的纹饰高度吻合。从铸铜文化及铜器的发展演变轨迹和传承传播路径分析，铜鼓纹饰的广泛传播正是中原文化与岭南文化交流互鉴的结果，更是中华文化多元一体格局的渊源及文化联结。岩画上圆圈、飞鸟等图像，与云南南部、贵州南部及广西西北部出土的汉代铜鼓图像、塑像大同小异，与部分石器、刀具上的图案也极为相似。这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文化印记及艺术记录，也是中华民族一家亲的千年见证，更是中原与岭南交往交流交融的文化呈现及艺术化再现。

　　蛙崇拜及其文化传播体现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岩画中“蛙形人”图像所处位置突出，单体形象高大壮硕，数量占所有图像总数约88.6%。其中，正身人像双腿下蹲，两手外张并举，形似青蛙跳跃姿势；侧身人像下肢弯曲，两手作托举或下拜状，犹如青蛙侧面飞身。蛙类自古以来是稻作民族图腾，岩画上的蛙形剪影应是蛙神的崇拜化映射和对象化呈现，是人与蛙的形神同构。青蛙一次产卵成百上千，象征人丁兴旺，符合中国多子多福的传统意识，展现天人合一的文化心理，也契合儒家的人本思想。可见，岩画上“蛙形人”图像传播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智慧和文化价值，是中华文化以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岩画上的环首刀、铜鼓器具及“蛙形人”图像可见中原与岭南文化的融合。根据左江流域民族发展史、民族迁移史及经典史籍、地方民间故事记载，通过对墓葬品等文物的研究，可见岩画创作时期中原与左江流域交往不断深化，形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了大团结、大融合，维护了国家统一与边疆安宁。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视域下中越边境乡村‘共建共治共享’治理机制研究”（18XMZ053）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广西民族师范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