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与人是如何结合在一起的？换言之，社会团结与社会整合何以可能？针对这一问题，社会学从古典时期便锲而不舍地追问。在跌宕起伏的现代化浪潮裹挟下，世界的流动性、不确定性日增，人类科学与理性也不断取得突破，但与此同时我们的情感却日渐无处安放。人与人、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同理心成为越来越稀缺的元素，其在理论和经验研究上始终存在迷思，要么被看成一个理所当然的道德要素或道德结果，要么被看成人类与生俱来的能力。然而，同理心究竟是什么？同理心之社会建构的社会学语言应如何表述？这些都是我们这个时代有待回应的新问题，也催生了同理心社会学的有关探索。

　　人们对同理心社会学的关注，主要来源于对有关同理心的传统研究范式、现代社会的情感观念以及情感社会学对同理心研究现状的反思。首先，一般而言，人们常常将同理心视为心理学等学科的专属研究对象，并将其视为一种生理现象，认为人在发展出“自我”认识之前就能获得同理心，甚至将其看成人与动物共享的能力。但这种对同理心的定位却忽视了同理心作为一种社会建构的本质，认知行为学、心理学、神经科学等自然科学范式并未正视同理心被各种社会结构要素所限定的事实。其次，在很多思想家眼中，现代社会瓦解了“共同体”和团结，利他主义和同情被权力、力比多和社会控制等话语所主导。这一转变遗留给人们沉思的问题是，现代社会条件下同理心的失落是唯一面向吗？个体主义与同理心是非此即彼吗？抑或还有其他可能性未被揭示和解释出来？再次，虽然目前情感社会学中已经存在对许多情感的研究，但对同理心的研究仍然相对不充分，而同理心与其他情感类型虽有关联但却不能等同，始终占据独特的理论位置。

　　中文“同理心”对应的英文翻译有不同的表述，主要涉及empathy、sympathy与compassion，在社会学语境中empathy与sympathy使用较为多见。在概念界定上，不同学者的界定在内容指涉和界定取向上有所差异。一方面，在概念的内容指涉上，是否包含“对他人积极境遇的共情”成为主要分歧。具言之，有些学者认为同理心仅指对他人消极境遇的共情，而有些学者认为同理心包含对他人全部境遇（无论积极还是消极）的共情。另一方面，在概念的界定取向上，存在认知取向、情感取向、行为取向以及融合取向之分别，四种取向分别强调同理心建构过程中的认知机制、情感传递过程、行为转化路径以及对三种取向的融合。

　　同理心社会学研究显示出多元化的理论取向，目前主流取向涉及符号互动论、社会交换论、社会批判论等。一些学者已经尝试做出系统性的同理心社会学研究，代表性成果包括建立同理心的社会建构分析框架、探究同理心的影响机制以及深度发掘同理心的历史与社会条件等。Natalia Ruiz-Junco在《发展同理心社会学：一个提议》中以互动论为基础提出了一个阐述“同理心的社会建构”的初步分析框架，认为我们可以从“同理心框架”“同理心规则”与“同理心表现”等维度解释同理心何以产生及其能动性。同时，这篇论文还借鉴齐美尔关于“人际联系”的类型学，讨论了同理心的社会建构的路径类型，划分为“自我超越型”“治疗型”与“工具型”。Kevin McCaffree在《迈向一个整合的同理心社会学理论》中尝试发展出一个涵括微观、中观、宏观层面的嵌套性影响机制，微观指涉情境机制（situational mechanisms），中观指涉结构机制（structural mechanisms），宏观指涉社会机制（societal mechanisms）。这些机制与同理心的社会心理机制发生内在逻辑联系，从而形塑同理心的量与度。Natan Sznaider在《同理心社会学：一个道德社会学研究》中指出，在现代社会条件下，“共同体”的衰落并非唯一面向，“民主”与“市场社会”也为公共同理心（public compassion）的出现提供了发生学基础，由此，个体主义与同理心并不必然冲突。

　　从为数不多的同理心社会学前沿研究中可以看到，诸学者、流派在各个问题上存在争议。第一，当我们谈论同理心时，究竟是在本体/价值层面视其为道德追求，抑或在方法论层面视其为观察社会秩序与社会结构的透镜？第二，评价同理心表征时，究竟采取的是道德相对主义还是道德绝对主义？第三，目前的研究到底是属于同理心的社会学研究还是“同理心社会学”？第四，同理心指涉的是主客二元对立还是主体间性？目前更多学者倾向于设置一个“施与—收受”的二元分析框架。第五，同理心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产物，亦即同理心中的“理性化”构成如何？第六，同理心是否可以“专业化”或通过一定方法训练习得？

　　除了上述争议问题，作为一个新兴的领域，同理心社会学尚存很多未竟的议题。从理论角度看，第一，关于“同理心究竟何以可能”“同理心的社会阐释”等，社会学乃至社会理论领域中仍有大量的理论资源有待进一步挖掘。第二，在共识匮乏的当下，该领域需要发展出更多研究并逐渐形成一些共识乃至研究范式。第三，核心概念需要进一步廓清，比如厘清empathy、sympathy、compassion等的内涵、外延及其联系与区别。第四，同理心社会学与道德社会学的关联有待廓清，究竟是为道德社会学提供更为清晰精致的机制解释还是另辟蹊径研究道德情感？在经验研究方面，第一，同理心研究如何与苦难研究以及其他情感类型实证研究建立理论联系？第二，同理心社会学将如何反馈社会政策及其实践？第三，区别于社会工作传统视域中的人际同理心，“社会性”的同理心在社会工作中如何诠释与构建？

　　置身于全球化、流动化社会背景下，“同理心赤字”的现实情境倒逼人们去思考“同理心何以可能”这一问题，由此同理心越来越成为学术界和公共领域流行的概念。无论是时常见诸报端的刑事案件还是日常生活中身边的大小冲突事件，都让我们备感找回公众同理心素养的迫切性。对此，社会学和社会工作界学者责无旁贷。我们确信，同理心与全球化、理性化等一样，是现代话语体系的重要构成。总而言之，在日新月异的转型中国，同理心社会学的本土建构需要一代代学人不断努力，尤其是与情感社会学、道德社会学等紧密结合，在引介最新成果的同时，发掘本土智慧。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流动性视角下‘人口聚租型’社区治理研究”（22CSH047）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杭州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