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三四十年代，随着抗战深入，内迁高校在西南地区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四川成为当时中国的文化教育中心，成都华西坝、重庆沙坪坝、江津白沙坝以及北碚夏坝，被誉为“文化四坝”。华西大学与因战事绵延而迁来的金陵大学、金陵女子大学、齐鲁大学和燕京大学汇聚在一起，成就了一段值得铭记的岁月。国家与民族的命运经由学术研究，在这里得以呈现和捍卫。

　　边疆在，则中国在。中国边疆研究始终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这种关联贯穿于整个20世纪。《抗战建国与边疆学术：华西坝教会五大学的边疆研究》（汪洪亮著，中华书局2019年12月版）一书的出版，有助于读者理解中国边疆研究中的华西学人与华西故事。

　　知世：边疆研究格局发生变迁

　　时代之变，是理解边疆研究的重要切入点。经由“知世”之眼，我们得以知晓抗战时期中国边政学与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中的学术转折与重心转换，以及这种转折与转换背后的深刻逻辑。抗战的地缘背景，改变了当时中国的知识地图，西部知识空间迅速而深刻地呈现出来，并逐步形成边疆研究的某种新传统。

　　结合特定区域，理解这种新传统的呈现方式，及其对中国边疆研究的意义，是一个值得推进的方向。作者在书中指出，抗战之前的五所大学中，边疆研究传统有别、力量并不均衡。其中，华西大学、金陵大学和燕京大学均有较早从事边疆研究的历史，且各自有其特色；齐鲁大学和金陵女子大学在边疆研究方面几乎没有积累。华西坝五校联合办学期间，五大学边疆研究得到了很大推进，且保持了较为密切的互动。结合当时高等教育与学术研究的区域变迁，作者得出一个结论：华西坝五大学为西部地区高等教育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推动了边疆研究的复兴，改变了中国边疆研究的格局。

　　知人：重绘学术地图

　　无论在边疆研究领域，还是民族研究领域，学术史的写作均呈现一种“人”的转型。也就是说，学界治学传统应该将学术人物作为学术事件或学术潮流的某一要素，忽略其具体学术个性及其思想路径的呈现形式，正在逐渐出现变化。对具体人物在学术事件与学术潮流中的思想展开方式，及其行为逻辑的理解与阐释，越来越具有重要意义。我们逐渐发现，这些学人不仅仅是文本与争论背后的沉默者。恰恰相反，他们在学术潮流的变迁中，即便对其自身文本也存在着后续的捍卫、修订甚至彻底转变，因此呈现出作为能动者的思想独特性，展示出追索思想世界过程中的迷人魅力。

　　对于这一点，正如作者所指出的：“应尽量回到历史现场，拓展资料来源，避免单一视角与研究模式，注重社会史视角、地方史眼光、个案研究与整体关怀结合。通过文本与语境的互动，我们或可触摸历史的真实及当事人的心境。”如果将目光聚焦到华西学派的边疆研究，同样可以发现，在当时以边政研究为主旨的边疆研究热潮中，时代与区域特点赋予了学人不同的思想呈现形式，并使我们在理解近代中国边疆研究、民族研究的区域与学派特质过程中，形成与传统南派、北派“二分法”不同的新的分类形式。对此，作者在书中亦有论述，认为重拾华西学人边政文献，梳理其学术思想和政治见解，有助于理解那个时期政、学两界对民族国家建构和国家民族整合的理论思考，深化对西学理论中国化及其在边政研究应用中的理解；有助于进一步回顾中国边疆研究和民族学、人类学的学科发展与理论创新。在这个意义上，加强对华西坝五大学边疆学术史的研究，具有“重绘学术地图的重要意义”。作者进而认为，要关注学缘、地缘、人缘因素，描述学术圈内人的生活圈，重构抗战后方学术社会的生活画面，以揭示其思想碰撞和学术交流对学术成果的催生作用。

　　知系：充实研究整体图景

　　近代以来，围绕中华民族及其相关议题，梁启超、孙中山等均有论述和争论。这些论述和争论，涉及如何理解中华民族议题背后的知识系谱问题。

　　书中指出，顾颉刚很早就关注“中华民族是否衰老”的问题。1926年，他在《古史辨·自序》中写道，自己一直想解决“中国民族是否确为衰老，抑尚在少壮”的历史问题。他想把这个问题作为编纂通史的骨干。后来应商务印书馆邀请编写《现代初中教科书·本国史》，就讲到其目的在于增进中学生对于民族前途的自信力，暗示青年们中国正在少壮。结合顾颉刚《〈禹贡〉学会研究边疆计划书》中的记述，我们知晓民族与边疆密不可分：“以我国今日所处地位之艰危，学术上实不容更有浪费，故定其价值高下必以需用与否作衡量之标准……最初但就学校课业扩大为专题之研究，且搜集民族史与疆域史之材料，分工合作，为他日系统著作之准备耳。而强邻肆虐，国无亡日，遂不期而同集于民族主义旗帜之下；又以敌人蚕食我土地，四境首当其冲，则又相率而趋于边疆史地之研究。”

　　书中特别关注了李安宅——在边疆叙事中常被遗忘的人物。作者提出，李安宅筹建边疆研究所，既是因为华西边疆研究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也是基于为边区建设建言献策的目的。同时，基于两种现实基础：一是华西大学本有边疆研究传统且具有良好的基础和实力，此前已有华西边疆研究学会。二是华西坝有多所高校办学，边疆研究队伍整齐，而且顾颉刚等已牵头成立了中国边疆学会。因此，李安宅建立边疆研究所的设想可谓深思熟虑，也得到了众多学者的支持。

　　随着抗战结束，以华西坝五大学为代表的西南边疆研究热潮告一段落。华西坝五大学既然是抗战时期国家组织机构西迁，导致高等教育研究机构地图变化的产物，自然也因抗战结束国家政治重心回迁东部而自然解体。以1950年李安宅为首的华西大学边疆研究所同仁参加十八军进藏为标志，华西坝的边疆学术研究近乎风消云散。值得注意的是，这一热潮的消歇并未遮蔽历史的光芒，随着我们对知识史探寻的深入以及区域研究的深化，“人类学的华西学派”这一新的知识流派，正在充实中国人类学史的整体图景。

　　（作者单位：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