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英殿修书处是清代专门从事书籍校勘、刷印和装潢工作的中央刻书机构，历来以“精校精刊”著称于世，在清代出版史、藏书史乃至中国文化史上均占有重要地位。《皇权与教化：清代武英殿修书处研究》（项旋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年8月版）大量发掘利用档案、官书、政典、笔记等文献资料，对武英殿修书处的设立、制度、运作、管理和书籍刊刻、校勘、装帧、流通等进行了全方位研究，系统梳理了修书处的历史渊源、发展历程、职官设置、制度运作、日常管理等基本问题，全面考察了殿本的形成过程、版刻特征及其流通情形，揭示了武英殿修书处这一清代“皇家出版社”的政治文化内涵，力图立体、动态、细致呈现武英殿修书处的整体面貌。
爬梳文献力证设立时间
学界公认，档案是最原始的历史记录，其真实性、可靠性要高于其他种类文献。学术研究尤其清史研究有必要利用档案资料成为学界共识。该书在档案资料的发掘利用方面有一定的突破。如关于武英殿修书处设立的时间以及与之相关的名称问题，学界历来存在分歧。作者爬梳《八旗通志》《钦定总管内务府现行则例》等清代官书，仔细辨析其中异同出入，证以档案、笔记等相关记载，确切说明武英殿修书处设立于康熙十九年十一月，隶属于同年初成立的武英殿造办处。对学界以雍正七年“铸给武英殿修书处图记”，作为其正式设立依据的说法，作者发掘利用内阁大库档案，有力证实武英殿修书处与养心殿、中正殿等七处内府机构，同时于雍正七年十一月由广储司铸造图记，铸造的缘由是方便内府旗人办事出入。
全书利用近年来新出版的《清宫武英殿修书处档案》以及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相关档案，考证武英殿修书处下属刻字作的实际状况，辨析聚珍馆办理处所及其开馆、闭馆时间，机构组成、人员设置等，均确凿可信、多有创新。以此观之，对大量档案资料的发掘利用，堪称该书最大亮点。
借鉴“活”的制度史进行动态研究
对武英殿修书处及其殿本的全方位研究，呈现出多元化、跨学科的特点。历史脉络的梳理。武英殿修书处作为清代最重要的中央专门刻书机构，设置的缘由何在？发展的脉络如何？凡此种种，都是研究者必须探讨的重要问题。对此，作者详细梳理其发展脉络和制度沿革，并结合制度发展变化和殿本刊刻数量、质量以及印刷技术等因素，力图还原每一时期的基本状况，分析各个时期的不同特色，以揭示武英殿修书处的设置、发展、衰亡与有清一代历史发展变化的联系，凸显其中所反映的官方意志和统治思想，呈现刻书背后的政治考量和文化内涵。
“活”的制度史的探讨。对典章制度的关注和梳理，历来是传统史学的重要内容。进入21世纪以来，学者在以往研究积淀的深厚基础上，提出“活”的制度史概念，主张贯通的长时段的研究，注重制度形成与运行的动态过程，关注制度与人事之间的相互联系，从而树立起一种新的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该书对武英殿修书处的研究，借鉴了“活”的制度史的研究范式。重视考察武英殿修书处的制度损益和运作机制，在以往大多依据文献记载进行静态研究基础上，着眼于实际运作和日常管理的动态研究。以机构设置和人员组成为例，作者深入考察了武英殿修书处下属监造处、校刊翰林处两大机构的组成、分工以及相互之间的合作关系。将重点放在具体负责书籍写刻、刷印、裁切、装裱等实际工作的下层匠役上。既充实了清代官方刻书的相关研究，也为中国古代印刷史、书籍史提供了鲜活的实证案例。
综合运用文献学考证殿本细节
书籍史的研究视角。书籍史是20世纪中叶兴起的新的研究领域，这一研究重视书籍的经济分析，从经济史角度探讨书籍的生产流程及商业性流通，并关注书籍的生产、传播与社会文化环境间的相互关系。近年来，海外学者运用书籍史的方法，考察中国民间社会的书籍活动，但对中国古代官方有关书籍刊刻和流通等问题，学界尚鲜涉及。具体到武英殿修书处这一“皇家出版社”，其经费收支、物料采办以及制作工序情况如何？刊刻的书籍亦即殿本怎样流通、传播？其中反映出怎样的“皇家”色彩和统治者意志？对这些以往学者较少关注的问题，作者借鉴书籍史的方法，进行了颇有意义的探讨。以殿本流通为例。作者梳理了殿本的流通过程，包括进呈与陈设、颁赐与回缴，以及翻刻与售卖等各个环节。如进呈本皆为初刻初印本，专用于进呈御览以便皇帝审查；陈设本主要陈列于宫中各殿堂、书斋等专门处所，以供皇帝随时翻阅。二者均作为皇帝的御用之物进行装帧、陈设，带有浓厚的皇权色彩。对殿本的售卖问题，作者用力尤深。不仅考述了武英殿修书处售卖殿本制度的建立过程和殿本售卖的实际情形，而且对殿本的定价方式，不同文字、不同纸张的殿本价格差异，不同时期的殿本价格变化，以及袖珍本、聚珍本等特殊殿本的售卖价格进行了全方位研究。
文献学的研究方法。书中综合运用版本学、目录学、校勘学、考据学、辨伪学等文献学研究方法，“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揭示殿本的校勘流程，考察殿本的基本特征，辨析殿本著录的讹误等。以殿本的基本特征为例。作为清代皇家刻书机构武英殿修书处精刊精印的殿本，在字体、行款、版式、装帧等方面有何独到之处？以往研究对此多为概括性的描述，许多细节不甚清晰。作者爬梳文献档案记载，遍阅中国国家图书馆、台北“故宫博物院”等海内外各主要收藏机构所藏殿本，手披目验、参互比较，致力于厘清殿本的诸多细节问题，并总结归纳出殿本的基本特征。
订讹补阙计出殿本总数
对武英殿修书处及其殿本的研究，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课题。以殿本的数量统计为例。以往研究以及书目著录中，不乏对殿本数量的统计，但几乎言人人殊，迄无定论。在作者看来，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一是统计著录标准的不一致，二是文献档案资料的缺失。作者尝试回到清人语境，通过梳理官书、笔记有关“殿本”“殿版”之记载，严格界定殿本概念，认为殿本特指康熙十九年武英殿修书处成立后，在武英殿刊刻、装帧完成的内府典籍。其他内府写本、抄本、石印本、铅印本以及地方进呈本均不属于殿本范畴。在此基础上，爬梳武英殿修书处相关文献档案记载，综合参考《故宫殿本书库现存目》《清代殿版书目》《清代内府刻书目录解题》等书目资料，结合存世殿本的实际情形，订讹补阙、去伪存真，编成《清代殿本编年总目（1680—1912）》，逐一著录每种殿本的书名、卷数、刻竣时间、版本、函册、版式各项信息，最终统计出清代殿本总数为674种。
学术研究不可能十全十美，该书同样有值得进一步拓展的空间。武英殿修书处及所刊刻殿本，与“皇权”以及“教化”密切相关，具有丰富深刻的政治文化内涵。对此，作者在研究中虽有分析揭示，但仍显不足。殿本的进呈与陈设、颁赐与回缴，实际上都是殿本极为特殊的流通方式，既反映了武英殿修书处作为“皇家出版社”本身所具有的浓厚的皇权色彩，也体现出统治者期冀借助书籍所欲实现的教化目的。此外，如何通过武英殿修书处的日常管理和运作机制、殿本的选择标准与刊印范围，管窥清代统治策略和政治文化特质，也有必要深入探讨分析，以提升研究的思想深度和理论高度。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