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人文学界一个突出现象是经学研究升温，与经学相关的学术刊物、研究机构、学术研讨会等频繁亮相。《汉代经学流变与儒学理论发展》（梁宗华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8年5月版）以独特视角为这一领域研究喜添新枝。

　　汉代并未将经学与儒学等量齐观

　　书中提出，汉代思想文化的现有成果，往往缺少关注经学与儒学互动关系的研究，较少审视经学对汉代儒学理论发展的特殊意义。大部分研究呈现出或以经学代儒学，或者“经学自经学、儒学自儒学”的状态，经学与儒学呈现出条块分割的研究框架。

　　从经史子集的传统学术分类看，研经之学属于经学类，而儒者独立的立言成果则多被列入子学类。就该书而言，经学指以《五经》为研习对象的学问，治经有特定的原则、方法和旨趣；儒学指儒家义理之学，即儒家哲学思想方面的内容。尽管经学与儒学间的概念区分有宽泛性，如经学中有儒学的理论形态，儒家义理创新往往得益于经学，但这种概念区分并非毫无意义。作者认为，在汉代人的观念中，并未把经学与儒学等量齐观。《汉书·艺文志》既设有“六艺略”，又于“诸子略”中列“儒家”为第一；汉代被视为六经之源的《周易》也并不是儒家的专属品。

　　作者还从两汉历史发展的动态角度提出，董仲舒借助公羊学重构儒学，促进了经学繁荣，而西汉经学全盛之际的元成时期，却鲜有儒学理论的创发。西汉末年今文经学陷入危机时，扬雄倡导向孔孟儒学复归，在儒学创发方面取得了成绩。由此可知，以往“将两汉视为儒学发展的经学时代”的通说并非确凿无疑。疑旧是为了出新。作者厘清儒学与经学间的区别，是为了揭示两汉儒学理论创发与经学流变的关系，凸显经学资源在汉代儒学理论发展中的意义，从而观照现代儒学的创新性发展。

　　汉初经学传授出自齐鲁儒者

　　书中探析汉代儒学的发展历程，并非采取就儒学史言儒学的常规，而是看重汉代经学流变与儒学理论创发的深层次互动。董治安先生将汉代经学发展分为四个阶段：一是汉初60余年，大体是诸经复出、经学开始重建的时期；二是西汉武帝至成帝时期，儒术独尊而今文经学极盛，且帝王直接干预经学；三是西汉哀帝至东汉章帝时期，突出表现为经学分化及今、古文经学对立；四是汉和帝以后，古文经学长足发展，今、古文经学融合。建基于这一观点，该书作了细致而独到的分疏，如考察汉代经学的地域文化特色，指出汉初经学传授系统几乎全部出自齐鲁儒者，董仲舒公羊学有深厚的齐学底色。

　　全书突出特色在于，探索两汉经学演变的阶段性与儒学理论发展的内在关联。笔者分四点择要述之。其一，考察了汉初经学复出、经学重建时期儒学理论发展的情形。秦火之后，汉初经学著作的复出和传授，构成儒学发展的学术背景。作者认为，汉初在儒学上有所贡献的陆贾、贾谊皆谙熟经学。陆贾不时在高祖面前“说称《诗》《书》”，其《新语》引用或化用《穀梁》《论语》《孝经》等频见。陆贾的思想以仁义为本，辅之以无为治术，其仁义为本的思想论证常取径于经学权威，如称“《春秋》以仁义贬绝，《诗》以仁义存亡”“《书》以仁叙九族”“《礼》以仁尽节”。贾谊“以能诵《诗》《书》”闻名郡中，后为汉文帝时博士；又曾师从张苍学《左传》，而张苍受学于荀子。贾谊消化吸收了荀子礼学思想，力倡“礼以为本”的礼学观。陆贾和贾谊没有具体的解经著作，他们的儒学理论得益于各自经学学养，具有深厚的经学底色。

　　其二，揭示了董仲舒新儒学建构与今文经学的互动性关系。该书认为，汉代今文经学的昌明，促成了新儒学思想体系的建构；而董仲舒儒学体系的强势出场，影响了经学的官学化、政治化。董仲舒以传习《公羊春秋》闻名，其《春秋繁露》呈现出独特的说经形式，而公羊学为董仲舒儒学理论的建构提供了经学载体。书中指出，董仲舒关于“天”的哲学，与其说是“神学目的论”，毋宁说是“仁学目的论”。对于此阶段经学与儒学的互动影响，作者着重探析了盐铁会议中贤良文学和公卿大夫之间尚仁义与务权利之争，借此呈现后武帝时代经学语境下儒学影响汉代政治社会的真实状态。

　　其三，以经学及其流弊为背景，论述了扬雄对儒学发展的意义。该书强调，扬雄肯定《五经》包罗众说、蕴含大道，批评经师繁文缛节与述而不作，以《太玄》《法言》两部拟经之作向先秦儒学原创精神复归。在思想上，扬雄以“正道”通论尧、舜、禹、汤、文、武、仲尼诸位圣人，开阐论儒家道统之先声。他以孟子不异于孔圣，断荀子稍有异，对于后世学者之扬孟抑荀无意中起了先导性作用。扬雄综合孟、荀而言人性善恶混，阐扬儒家仁义论，以“人之模范”规定师道，吸收老子“道德”之意，建构以“玄”为最高范畴的哲学体系，促进了儒学的改造和发展，同时具有针砭西汉末年经学流弊的时代意义。

　　其四，以典型人物为案例考述东汉后期儒道融合的倾向。书中提出，郑玄遍注群经，整合百家而成一家之言，促进了汉末今、古文经学的融合，同时对于儒道互补有着重要意义。郑玄之外，书中还考述了一些儒家学者兼融道家思想的学行，如学通《五经》的朱穆心仪老子，感时俗之薄而作《崇厚论》，引老子之言则称“老氏之经曰”。王符在强调学问以“圣典”“圣心”为准则的同时，吸收道家思想，宣扬道气二元论。由此，全书以儒者为中心呈现了汉末儒道融合的思潮。

　　儒学创新需要正视经学传统

　　就东方儒学的大背景而言，汉代经学与儒学这种互动关系影响其实不止于中国儒学，它也存在于韩国儒学与日本儒学的发展历史中。韩国儒学与日本儒学理论本土化、民族化的过程，亦是主要以经典诠释为载体完成的，而且其民族化特征与经学、儒学的这种互动关系有着密切关联。因此，就整个儒学文化圈的研究而言，厘清汉代经学流变与儒学理论发展的关系亦有着切实的价值与意义。历史上，儒学从齐鲁地域文化上升为中国主流文化，又由中国之儒学扩展为东亚之儒学，其中自有生生不息的动能。该书强调研究汉代经学流变与儒学理论发展的互动性有着切实价值与意义。其微旨是辨析经学与儒学互动性关系，凸显经学资源在儒学理论创新中的重要意义，进而为呼唤儒学创新的时代提供镜鉴。

　　如书中所示，汉代儒学理论的创发有着复杂的经学流变背景。汉初陆贾之仁学、贾谊之礼学皆有深厚的经学基础。董仲舒创造的儒学新形态蕴含浓厚的公羊学底色。两汉之际扬雄借鉴经学资源，仿《周易》作《太玄》，仿《论语》作《法言》，为儒学注入了创新性因素。汉儒之后，宋明儒者注重经学的文化本原性，多有“出入释老，反求六经”的成学经历。对于儒学创新而言，经学是不可或缺的学术资源。现代儒学的创新性发展不能不正视经学传统，这是现代儒学研究不忘本来的必然要求。

　　返归经学是现代儒学创新性发展的大势所趋，是儒学现代转化的返本之举。重返经学传统并非简单延续古代注经模式，亦绝不排斥西方文化的精华，而是秉持“不忘本来”的观念，面向全球化的大时代，而不断开创新的儒学理论，进而为多元文化并立的现代世界提供独特的儒家智慧。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哲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