舆论引导于20世纪80年代末，伴随改革开放不断深化和党对新闻舆论工作的重视，逐渐趋于成熟，现已作为独立概念成为我国舆论思想的核心，成为中国特色舆论学知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纵观30多年来，学界围绕舆论引导、提升舆论引导力进行的研究，既有针对现实的理性思辨，又有注重实证考察的系统分析。媒介舆论引导能力作为党执政能力的构成部分，是国家重要的执政资源，对其研究仅从实证、经验上阐述还远远不够。当前，从更深层次认识舆论的本质、形成过程、体制机制等，将媒介舆论引导作为一个系统工程分析和构建的学理研究成果尚不多见。《社会意识视域中的媒介舆论引导理论研究》（许海著，人民日报出版社2020年3月版）努力实现这一创新整合。作者充分利用自身多学科背景的优势，融合文学、哲学、传播学、心理学等多个学科，对媒介舆论引导的原因、依据、方法、体系构建进行深度分析，力图为新闻舆论工作和国家治理实践提供理论依据和逻辑框架。

　　正如书名所说，作者将社会意识纳入媒介舆论引导研究框架中，把社会意识理论作为理解媒介舆论引导相关问题的理论源泉，深刻揭示了社会意识如何形成社会舆论，大众传媒在社会意识与社会舆论的互动中扮演何种角色。由此，成为研究社会意识、社会舆论与媒介报道三者关系的著作，开辟了舆论研究的新领域。

　　舆论是一种浮动意识

　　在街谈巷议中，“舆论”是一个被反复提及的词汇。其实，它还是一个专业术语。然而，恰恰被人人使用的术语，可能最难定义。美国学者哈伍德·切尔德曾在《公共舆论：特征、形式和作用》一书中，总结了关于公共舆论的50种定义。甚至还有学者对“舆论”的现实存在产生怀疑。比如，法国学者布尔迪厄的“舆论不存在”学说、伊丽莎白·诺尔-诺依曼的“放弃舆论”说等。有舆论世界的存在，就有舆论概念的存在。尽管一千个学者就有一千个关于舆论的定义，但绝大多数学者对舆论的定义有着三方面共识：舆论是有力量的，舆论是表达、是聚集，舆论有着能量性、公开性与集合性特征。该书作者尝试把舆论的定义推向一个哲学范畴，即思考舆论的本质是什么。

　　社会意识与社会舆论无论从层次还是主体范围来看，均具有相关性、黏合性。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社会意识是人作为社会主体在社会生活、社会行为和社会运动中所表现出来的各种意识；而舆论作为社会主体对某行为的公开表达，是信念、意见、态度的总和，显然它是社会意识的一种特殊状态。只不过社会舆论总处于社会外部空间，构成社会的表层意识，但本质上却符合意识的特征和发展规律。因此，全书在系统论述社会意识结构和各层次间的关系后，创新性地分析了舆论具有的模糊性、浮动性、矛盾性和可塑性特征，并总结出舆论的本质是具有多种社会意识融合特征的特殊社会意识。认为社会舆论是一种浮动意识，是社会意识的一种特殊形态。这是本书的学术突破，也是作者研究确立的基本前提。

　　既然社会舆论具有特殊的社会意识层级和特征，可能实现从社会心理到社会意识形态，即从低级向高级、由感性向理性的转变，那么在现代社会如何将这种可能变成现实？媒介在这一转变中扮演什么角色？这是新时代信息技术发展赋予的时代之问，也是作者在书中尝试解决的问题。随着大众传媒对现实生活的影响力日益增强，信息技术正在全方位影响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不断改变人们的工作、学习、生活及其交往方式。这种传播地位决定了全面深入科学地认识媒介的性质和功能，是解决媒介舆论引导的重要目标。该书基于社会意识的视角，指出媒介是处于一定社会关系之中不同主体建立联系和精神交往的桥梁，进而揭示了媒介具有建构社会意识的“元功能”。由此，媒介也必然在以实践—精神方式改造社会舆论引导中发挥重要作用。

　　舆论需要引导

　　解释舆论为何需要引导有多重角度。从现实出发，社会转型时期舆论的分散化会对社会生态造成一定影响。站在国家安全角度，舆论是维护社会安全运行的“消气孔”和“安全阀”。从媒介环境变化出发，各种媒介力量互相制约、影响、互动，形成复杂的舆论态势。人人都是麦克风的时代，各种舆论活跃并交织，形成多种舆论场景。以上这些价值归因都是对社会存在的深刻总结，尽管具有现实指向性，但难以从思维方式上廓清舆论需要引导的根源。

　　书中提出，社会舆论作为直面现实的特殊社会意识，会因反映者自身能力素养和所获取信息与现实差异等原因而具有很多缺陷。一方面，舆论作为“众人之论”，是一种自在的意见形态，具有模糊性和浮动性，这一特性使之具有较强可塑性和可供引导的现实空间。另一方面，现代舆论在互联网条件下，存在一些非理性现象。因此，相比文学、艺术、哲学等社会意识形式，舆论作为社会意识的价值是有限的，这种内容的缺陷恰是舆论需要引导的根本原因。

　　在分析舆论和媒介关系的研究中，作者从社会意识中意识主体、对象客体、反映内容三个最基本的要素出发，延伸出作为特殊意识形态的舆论同样包含舆论主体、舆论客体和舆论内容三个基本要素，而舆论的数量、强烈程度、功能表现和质量等要素，则是对这些基本要素的进一步分析。由于现代社会媒介与舆论的高度互动，媒介支撑起整个社会舆论大厦的支柱，它在信息的传播整合中提供了舆论内容。作者在论证过程中提到许多新颖的概念，比如“拷贝世界”“精神信息产品”，指出媒介正是通过营造精神性质的“拷贝世界”作用于精神意识，创造出舆论客体。此外，该书还进一步深化媒介与社会舆论和社会意识互动的理论体系，阐释媒介同社会舆论之间驱动与被驱动的关系，认为媒介可以反映舆论、组织舆论、辨析舆论、诱发舆论，影响舆论变动的方向和归属。

　　做大做强主流舆论

　　作者认为，要达到舆论引领目标，必须在认知、情感、价值层面都取得效果，尤其是在价值观引导层面。要在信息传播中把握辩证关系和利益关系提升，让舆论主体有正确的认知和评价；要在情感说服中满足心理需求；要在主流价值观的“塑造”与“维护”中凝聚共识、推进社会认同效果。同时，鉴于媒介舆论引导包含社会性说服过程，要在认知、情感和价值层面达到说服效果，还必须构建以思想理论引导、新闻舆论引导、文化艺术引导为主的工作体系，实现从“看得见的引导”到“看不见的引导”的效果。

　　作者对媒介舆论引导的理性思辨，对当前环境下媒体角色定位和发展具有很强的启发意义。正如书中所反思的，由于自身优势与特点，媒介能够构建社会意识，引导社会舆论。但是，媒介对社会意识的引导只是一种运作，其有限价值决定它不能驾驭社会意识的全部，影响整个社会意识的流向。同时，舆论的形成与引导是一个复杂的动态过程，舆论因何而来、去向何处并不只由媒介决定。把握舆论所直面的社会现实，才是有效解决舆论、引导舆论的关键。所以，书中强调，要将媒介置于宏观体系中，全面分析媒介舆论引导的价值边界、合理定位，既不能夸大也不能缩小媒介舆论引导的能力。在信息无处不在、无所不及、无人不用， 舆论生态和媒体格局发生迅猛变化的全媒体时代，做大做强主流舆论，事关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的巩固。如何在全媒体传播格局中实现主流价值观的引领作用，成为媒体最应思考的问题。

　　该书最后提出社会转型背景下媒介应有的理性作为，即适应受众需求、发挥专业优势，努力成为社会舆论的全面反映者、积极表达者、有效组织者和明智鉴别者。因时而新、顺势而为，在这一新格局中实现主流价值引领，正是当代媒体人的责任和使命。

　　（作者单位：中国传媒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