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是今人理解宋代历史的一把钥匙，士人研究也是宋史学界热衷讨论的话题，学者们试图从各方面了解宋代士人的生存实态。美国学者张聪（Cong Ellen Zhang）Transformative Journeys:Travel and Culture in Song China（《行万里路：宋代的旅行与文化》）2011年由夏威夷大学出版社出版，其中文版由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推出。该书将宋代精英旅行作为核心议题，围绕旅行的后勤辅助、过程、仪式，以及精英在旅途中的社会文化活动等展开研究。作者认为，宋代科举选官改变了士人获取权力的方式，他们不得不在各地迁徙，在旅行途中凭借政治身份受到政府优待，与地方官员、地方精英进行交流，积极参与地方社会文化活动，改变了当地的地方认同和地方记忆。

　　文化朝圣：塑造国家整体记忆

　　全书依据作者思路可分三部分。第一部分包括一至四章，认为宋代发达的交通系统保障了士人求学、仕宦的追求，士人在旅途中不仅获得书本外的实际经验，还体察了各地风土人情，并在此过程中建立了身份与职业认同：士大夫履行行政手续和礼仪仪式，拿到官印，正式表明他们对政权的认同和服从；政府为官员提供的物质帮助，培养了士大夫的身份认同感。

　　第二部分包括五、六两章，主要分析了送别的仪式活动、地方官员对旅行士大夫的接待及财政问题。送别是宋代士大夫一种重要的社交方式。送别仪式主要包括宴饮、文学唱和等，与会者在宴会上畅饮纵谈、互赠诗词，甚至结集刊印。而在迎送官员上花费大量时间，可能使地方官员疏于政务，采买物资干扰了地方市场，破坏了官场风气。

　　第三部分包括七、八两章，主要论述了士大夫旅途中的游览观光活动。宋代士大夫注重追求名胜的人文内涵和文化传统，作者形容为“文化朝圣之旅”。同时，宋人更加重视旅行的道德修养功能。旅行也引发南宋士人浓厚的地理知识兴趣，地方志更加注重记录本地历史名人（包括本籍和非本籍），以突出地方特色。作者认为通过缅怀历史人物及其事迹，地方志已成为国家整体记忆的重要塑造者。

　　大一统：社会文化整合

　　学界关于宋代旅行的研究已经有了较多积累。在该书中，旅行从背景走向中心位置，作者以旅行为切入点，实则关注的是士大夫阶层，试图解释中国社会文化的整合问题。对于西方学者而言，中国疆域辽阔、民族复杂，为什么能够长期保持大一统，尤其是与欧洲长期分裂的历史进行对比后，中国历史的独特性得以凸显，统一成为欧美学者关心的核心问题。作者根据自身研究作出如下解释：宋代士大夫科举成功后迫于制度规定长期宦游各地，他们的旅行既是制度设计的结果，又在旅途中接受政府资助，确立了自身的认同与权威。官员旅行意味着权力向地方的渗透，同时，旅行精英在地方上与地方官、地方精英互动，社会关系得以展开。地方官、地方精英出于各自目的积极对地方名胜、遗迹进行保护，三者共同实现了对地方文化的塑造与传承，地方文化最终融入到国家文化版图中，这一过程大致就是“社会文化整合”。作者提出，循此思路可以解答为什么外患严重、地方势力兴盛的宋王朝仍能维持这么长时间，且之后中国再未出现大分裂局面。

　　作者将制度史、文化史相结合，运用个案进行微观研究。这点在七、八两章表现尤为突出。第七章重点分析了峡州三游洞的个案，第八章则围绕黄州对苏轼遗迹的保护展开。使用峡州、黄州的事例，意在说明经济上处于边缘的地区何以在文化上胜出。20世纪80年代后，区域史研究方法在中国史研究中逐渐盛行，西方宋史学者韩明士、韩森、包弼德、柏文莉等均擅长区域研究，该书作者身处西方学界，自然受到这种风潮的影响。

　　对史料的处理亦是该书一大亮点。当今史学日益强调对史料的分析与批判，在导论中作者明确指出宋代旅行史料存在时间、空间分布差异。为了克服史料的局限，作者颇费心思，如在开篇为了描绘旅行对宋代士人生活的影响，列举范成大、邹定事例加以说明。尽管二人一个是南宋名臣，一个默默无闻，但作者正是利用这种差异来说明旅行对宋代士大夫影响的广泛，避免将眼光只集中在个别人身上。又如，作者在分析宋代赠别诗文时提出，和墓志铭一样，赠别诗文的作者也会称赞旅行者的道德与才华，对待这类史料必须用批评的眼光进行审视。作者分析宋代官员旅行采取的交通工具时发现，马、驴在旅行文学中成为表达不同心境的意象，“倦游”“万里”等字眼是精英描述旅行的通用语词。如何处理这种频繁出现的意象、字词，往往是解读史料的关键，不能仅以重复、无意义视之。

　　学术与仕宦：思想观照有待深入

　　该书也有一些需要改进之处。作者的研究对象是宋代精英旅行，宋代文人旅行与其他时期相比有何特殊性？留名、抗拒遗忘是不同时代文化精英的共同理想，作者所强调的宋人“文化朝圣之旅”与前代相比似乎并不具有特殊意义，应将宋人旅行的文化意义放置到更广阔的文化传统中进行考察。作者并未对“精英”给出明确的解释或区分，“精英”到底何指？作者认为宋代产生了一个新兴精英阶层——士大夫，这些人被称为“士”或“士人”（gentlemen or scholars），看来作者将士人等同于士大夫。作者还说明自己在书中替代使用“文人精英”（literati elite）、“文人”（literati）、“精英旅行者”（elite travelers）、“受教育者”（educated men）、“社会文化精英”（social and cultural elite）、“政治精英”（political elite）等词，这些词是否等同于“士大夫”，应该进行分析。

　　在讨论地方精英（local elite）时同样显得含混不清。作者认同南宋出现的精英“地方化”倾向，将横向流动作为区分旅行精英、地方精英的标准。如果作者的观察是正确的，那么这一群体与南宋“地方化”之间有着怎样的联系？作者没有循着这一思路有所回应。此外，全书在史料方面也有待深入。作者曾数次引用罗大经《鹤林玉露》的一条记载，认为宋代文人强调利用旅行来开阔视野、增长对现实世界的认识、加强个人道德修养。但作者没有注意到这条史料同时提及朱熹木制《华夷图》的轶事。据赵季仁口述，朱熹喜好山水，曾尝试用木做《华夷图》，并力图呈现山水凸凹之势，外出随身携带。在两宋强调“夷夏之辨”的思想氛围内，士大夫游览山水并试图记录于图的行为，可能还有更深层的含义。学术与仕宦是宋代士大夫生活最重要的两面，而旅行正是可以将二者贯穿起来讨论的话题，但书中对思想层面的观照明显不足。

　　作者讨论宋代文人旅行者积极参与名胜遗迹的保护时引用了两条史料，这两条史料显示出文人对文化遗迹的保护意识。两处都出现了武人（军队）的身影，而且同是作为遗迹破坏者出现的。如果联想到宋代紧张的文武关系，是否可以推测这种记载的背后其实有文人书写者的考量，在他们看来“悍卒无知，亦何足责”，武人意识不到遗迹的文化价值，对名胜的保护职责只能由王明清、安信可这样的文臣承担。这种推测需要更多史料支撑，笔者只是借此说明该书对于史料的解读仍有进一步拓展与完善的空间。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历史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