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为中国当代作家编写年谱这一有益于当代文学“历史化”的行为，越来越受到学界重视。不仅有程光炜、武新军、李立超等多位学人为之发言献策，亦有《东吴学术》“学术年谱”专栏所引领的编写实践呈现出丰硕实绩。在不断面世的中国当代作家年谱类成果中，王刚撰著的《路遥年谱》具有独特意义。据程光炜为该书撰写的序言可知，王刚最早为新时期之后获得文学声名的当代作家做了年谱编订工作。他选取路遥为对象，从《路遥纪事》到《路遥年谱》，展示了史料著作初创以后不断完善的轨迹。

　　体例精进，工具性凸显

　　工具性的强弱是评价一部年谱好坏的基本标准。年谱作为一种特殊的史料，它是各种资料的集大成，是对有关谱主已有史料既全面又精要的选择性呈现。相对于任何一种单一史料，年谱承载着无与伦比的信息量，而如何组织、呈现这些信息，即如何确立年谱的纲目体例，关系一部年谱工具性的强弱。

　　在体例上，《路遥年谱》显得更统一、更规范、更精致，这使得即便仅在工具层面阅读和使用它，也明显较《路遥纪事》好用许多。《路遥纪事》采用了“谱前”和“正谱”结合的体例。“谱前”主要显现与谱主有关的历史背景材料，“正谱”正式述及谱主。《路遥年谱》沿用此式，但对二者有更清晰的叙述分工。在《路遥年谱》中，“正谱”叙述且只叙述谱主本人，比如路遥的创作活动、作品的刊发情况、路遥和亲友同事的交往等，保证谱主的绝对“在场”。《路遥纪事》中出现在“正谱”位置中路遥并未在场，但与之有间接关联的内容，如1973年9月13日“陕西省文化局在西安召开全省第二次革命故事经验交流会”、1981年1月“《延河》1981年第1期推出‘陕西青年作家小说专号’”等条目，均被移置于“谱前”板块。

　　《路遥纪事》正文使用两种字体，将“谱前”与“正谱”相区分，而“正谱”中如果有大段原刊史料的引用，则字体又与“谱前”相同。相比之下，《路遥年谱》增加了一种字体来呈现“正谱”中直接引用的大段原始文献，这种调整虽不是什么“大动作”，却提高了使用的便利性。当研究者怀着明确目的去年谱中搜求某条史料时，可以根据所求史料的内容性质，预估它可能存在于“谱前”“正谱”正文还是“正谱”引文之中，翻检年谱即可凭字体而无须细读内容，便初步确定筛查范围，由此提升效率。

　　相较《路遥纪事》，《路遥年谱》在“正谱”中常常用一句话精要概括谱主某月某日的事迹，而把对这一事迹的具体详述或相关史料另起一段展示。这样的格式好比条目与注解的结合，比之《路遥纪事》更为有序，明显强化了检索功能。

　　增删得当，学术性提升

　　如果说，体例的修缮确立了《路遥年谱》更加坚实可靠的编写框架；那么，选材的增删则赋予其饱满的学术内容。

　　《路遥纪事》的写作已经充分利用了现有可见的路遥资料，包括作家全集、传记书信与学界重要评论。在《路遥纪事》出版到《路遥年谱》问世的两年间，并未有关于路遥的新的重要史料面世。《路遥年谱》所“增”之处，是编撰者在更精细准确的学术意识主导下，对旧有史料的分拣筛淘。例如，《路遥纪事》中已选用王维玲《路遥，一颗不该早陨的星》一文中的相关内容，《路遥年谱》则又增加了该文所记述的王维玲和路遥第一次见面的场景。正是这次见面，王维玲向路遥约稿，才有了后来路遥的重要代表作《人生》。这一史料的加入无疑提供了有关《人生》诞生史的关键信息。再如，《路遥年谱》在1987年这一年份的史料中，新增了路遥7月8日致《花城》编辑谢望新信与7月29日路遥妻子致路遥信。这两条史料的内容看似属于琐碎小事，却能以小见大，反映出《平凡的世界》第二部的写作幕后。路遥与编辑的交游情况、路遥的思想性情、他在写作与家庭生活中的某些片影，都能在新收录的史料中窥见一斑。更进一步说，它提供了新的史料线索，有助于研究者进一步钩沉。

　　除了这些对先前漏网信息的重新打捞，《路遥年谱》在“谱前”部分大幅增加了当时文坛乃至国家范围内有重要影响的时事。它将路遥所处的时代环境和文化生态同步显示出来，以平行出现的文学文化现象，为读者了解和思考路遥提供参照。编撰者增加的很多“谱前”信息，看似与作家无甚关联，实际上颇费苦心，隐隐指向某些路遥研究中的关键性问题。如1980年所增由潘晓来信引发的大规模关于人生观的讨论条，与前后相关条目共同勾勒了《人生》引发强烈反响的时代语境；而1982年所增文坛关于“现代派”文学的热评条，实与路遥现实主义文学的“坚守”问题构成潜在对话。

　　某种程度上说，正是由于对作家平生行止、个性细节与所处历史语境的重视，从而在《路遥纪事》基础上不断加入新的材料，《路遥年谱》才不同于一般的文学年谱，更区别于创作年表，它是在隐伏的问题意识牵引下对作家生命史的整体呈现。

　　相比《路遥纪事》，《路遥年谱》删削之处主要有三。一是对路遥不太有名的几篇小说的情节介绍。这些小说如今可以很方便地找到，无须再作梗概。二是删去与路遥没有直接关联的其他一些作家的相关史料，突出了对路遥有重大影响的作家柳青的部分内容。三是大刀阔斧删除了《路遥纪事》中作者本人带有主观色彩的介绍与评论，使得该书基本遵循“以材料说话”的编史原则。这番去粗取精、择要展示的修订思路，大大提高了《路遥年谱》的学术浓度，使其成为研究者良好的钻研底本。

　　语言调适，史学性增强

　　阅读《路遥年谱》，可以明显感到语言方面的完善。不同于体例和内容方面的局部修整，在语言方面，《路遥年谱》对《路遥纪事》做了全盘调适。每个条目首句对谱主经历提纲挈领的叙述都省略了主语，体现出更为精练、专业的表达。在具体内容的表述上，编撰者力求清通平易，增强语言的史学质感。例如《路遥纪事》中1980年的一条“4月12—13日写作《病危中的柳青》，根据过去的印象与感受写于西安”，在《路遥年谱》中被改为“4月12至13日根据过去的印象与感受，在西安写作《病危中的柳青》”。《路遥纪事》中的表达将关键信息优先展示，其后再附补充，是编撰者急切表达意识的体现。调整后的语言更为舒缓从容，避免了“写作”“写于”的重复出现。再如，1982年8月17日条“阎纲给路遥写信。谈关于《人生》的种种，希望路遥谈谈‘怎样写人生’，怎样理解《人生》”。《路遥年谱》中则调整为“收到文学评论家阎纲的来信，被要求谈谈‘怎样写人生’，怎样理解《人生》”。这一修改明确了年谱叙述所围绕的主体，使谱中叙述简净、凝练。

　　此外，前文述及对《路遥纪事》中编撰者直接的评论文字和作品情节描述的删减，令《路遥年谱》避免呈现评传化的倾向。作家年谱并非简单显示作家生平与创作的资料汇编，而是融通文学与史学的一种特殊的学术著述。一方面，“史”的建设离不开编撰者严谨客观的语言表达；另一方面，诚如学者所言：“年谱是不可能也不应该回避价值判断的，但撰谱者最好不要直接发表评论”“若能择要录入同代人对谱主切近现场的评价，或谱主对同代作家的评价，并加以历史化处理，则有助于增强年谱的历史感。”（武新军《中国当代作家年谱编撰的问题与对策》）通过特殊的“文学”笔法，编撰者寓判断、推论或评价于所选材料之中，避免溢出材料之外的一己之言。《路遥纪事》1981年的“夏”这条，叙述完路遥“在甘泉县招待所创作中篇小说《人生》”之后，还有“这部作品，日后为路遥赢得了很大名声”之语。这种“预叙”性的文字在《路遥年谱》中被直接删除，完全通过后文《人生》引发巨大反响的史料来体现。类似处理，增强了该书的史学质感。

　　（本文系江苏省教育厅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跨代作家’视域下的路遥研究”（2018SJA0415）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南京晓庄学院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