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家葵的专业是中药药理学，但于本草、书法、金石、道教、诗词等领域亦涉猎广泛，且研究深入。其新近出版的《本草博物志》（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11月版）于传统本草考证之外，融会诗文、书法、碑刻、道教等，考证名实、层层寻绎，正应“博物”广博之本义。

　　延续古代本草书写传统

　　该书延续中国古代本草“博物学”的书写传统。这一传统既有百科全书式的写作模式，也有对自然细致入微的观察、体验与描述。就具体本草而言，中国古代对于本草性效的认知，固然离不开“尝本草”的亲身实践，也与结合本草外在特征及其生长地域环境等自然因素所作的综合推理判断相关。

　　正如明代贾所学《药品化义》中所言，药物的体（燥、润、轻、重、滑、腻、干）、色（青、红、黄、白、黑、紫、苍）“乃天地产物生成之法象”；而性（寒、热、温、凉、清、浊、平）、能（升、降、浮、沉、定、走、破）则需“藉医人格物推测之义理”。该书对本草古人记述的分析，将大量基于现代药理学“传统语言的现代转换”，与“物类相感”等中国古代认知论的解读相结合，既具现代性，又不失传统意蕴，为我们认知与评价古代本草博物学传统提供了新视角。

　　如果说近代医家以功效分类本草，旨在实现传统本草学形式上的科学化；那么，20世纪50年代后，新的中药学范式则有从内容上将功效作为中药学主体的趋势。因为要突出功效，“一种药物，因入药部份不同而功用相异者，则亦按其功用，分别归类”。这样一来，古代本草蜕变为承载功效的“符号”，其渗透的博物学传统也一并消失。一些中医不关心古代本草的博物传统，临证开方书写本草，无非是堆砌功效符号。也正因如此，今天很多人，即使是一些中医业界人士对中国古代本草传统的认知依然有限。关于古代本草与现代中药学之间的差异，无论是关注的热度，还是研究的纵深度，都远远不够。

　　该书为我们了解古代本草发生原理与书写传统提供了参照。例如，书中的《人形药物》分析了人参、何首乌、枫香脂、商陆因药物外形拟人而被赋予神奇疗效，陆游“奇书窥鸟迹，灵药得人形”就是古人观念的写实之论。《药名拟象》以栀子、马鞭草、马兜铃、飞廉、萝藦子为例，探讨了本草得名的拟象之义。《五台山下寒号虫》认为复齿鼯鼠的发情期正处于严寒季节，可能就是“寒号”之名的由来，或许因为鹖鴠鸟也有冬天昼夜鸣叫的特点，渐渐混为一谈。《道在屎溺》则直言本草人部粪尿屡用不止的原因之一，是巫术之厌胜原理。《石头剪刀布游戏》评价治疗药物“一物降一物”的思路，认为古人许多相关记述常与生物学常识违背，这恐怕不是古人观察所得，更像是既成事实之后的圆谎式解释。

　　尊经守旧制约传统医学发展

　　明清时期，大量《神农本草经》注释类著作出现，这类著作的重点不是博物学记述，而是由于《神农本草经》“言其然而不言其所以然”，所以需要“据经以疏义，缘义以致用”（缪希雍《神农本草经疏》）。

　　中医学将传统文化作为理论架构工具。由于传统文化内涵相对宽泛，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决定了中医理论诠释的宽泛。时至今日，“没有中医说不通的理”，依然是许多人诟病中医的重点。用阴阳五行、四气五味、引经报使等传统中医理论阐释本草功效的发生原理，在药性与功效之间找出一种表象的所谓因果关联，并非难事。至于这种阐释是否真正触及问题本质，则另当别论，也鲜有深究。这正是此类注释著作不乏牵强附会的原因所在。清代医家徐大椿在《医学源流论》中坦言：“药之治病，有可解者，有不可解者”，可谓明清医家中少有的公允之言。可解与不可解，主要缘于中医传统药性理论解读本草功效的局限。或者说，诸多本草古代记述的“不可解”，需要借助新的理论或诠释工具，方有变为“可解”的可能。由此可见，“尊经守旧的思想，应该是制约传统医学发展进步的原因之一”。

　　该书作者借助现代中药药理学，尝试对许多“不可解”进行解读。诸多方法或理论中，中药药理学并非唯一途径。例如，《淮南子》《博物志》等所谓“巴豆肥鼠”，或许是由于巴豆醇二酯有致癌或促癌作用，鼠类荷瘤后体型畸形，古人不了解前因后果，偶然见到竟以为是肥胖，遂以讹传讹。《雷公炮炙论》所说“心痛欲死，速觅延胡”，是因为延胡索中所含的生物碱类成分，尤其是延胡索乙素具有中枢镇痛作用，类似吗啡，故古人此句侧重点在“痛”而不在“心”。

　　名实考证趣味横生

　　书中所作的大量名实考证，特别是中药药理学解读，非专业人士读来可能有难度，但这并不影响全书的可读性、趣味性。普通读者可以直接略过一些专业的考证与古籍引述，即使是挑着读一些结论性的表述，亦趣味横生。书中言当年王羲之雅集时，兰亭周围艺植的是佩兰，而不是我们通常想象中的兰花。人们孩童时代好奇的实是樟科桂树，而非木樨科桂树。《诸葛故事》读出了风土异域的“沙文主义”倾向。《捣椒自随》大胆设想《旧唐书》于志宁“无言以持两端”是“含一把捣碎的花椒，不失为最佳选择”，读来极具画面感。《苏东坡的“人参”》告诉我们，或许当年友人程正辅正是以盘龙参之类赠东坡，诗人因“参”而起兴，并未计较小圃中长成的根苗，与文献描述人参的形态差之千里。作者因之感叹，清代吴其濬《植物名实图考》所言“诗人之言，未可胶滞”，苏东坡笔下的“人参”，可以算是绝佳的注脚。

　　《猫薄荷》一文分析，“猫奴”陆游的“薄荷花开蝶翅翻，风枝露叶弄秋妍。自怜不及狸奴点，烂醉篱边不用钱”，实即猫接触唇形科荆芥属的某些植物，比如拟荆芥之类揉碎的茎叶后，会出现摩擦、翻滚、拍打、啃咬、舔舐、跳跃、低鸣或大量分泌唾液等反应，有些猫则会发出嗥叫，即所谓的“醉猫效应”。《马肝禁忌》中言，古人所谓“食马肝死”，或许是因为动物内脏较肌肉组织更容易腐败，古代没有完善的保鲜措施，食用变质食品可能引起严重中毒，甚至死亡。陶弘景认为“人体有疮，马汗、马气、马毛并能为害”，可能是剥马皮或处理马肉时发生的破伤风或其他细菌感染。

　　一花一世界，草木亦有情，我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与亲近，很大一部分缘于寄情于草木的诗赋文章。草木一秋，人生一世；梦幻泡影，如露如电；能穿越时空的不是肉体，而是文字背后饱满的深情。张枣说，“只要想起一生中后悔的事，梅花便落满了南山”。我想，落笔的那个当下，古人就坐在面前。草木有情，时空可以压缩、转换。送心上人一束买来的鲜花固然好，但远不如牵着她的手奔向野外，亲口为她讲述身边的花花草草那般浪漫。

　　（作者单位：广州中医药大学基础医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