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美茂的《公共哲学序说——中日关于公私问题的研究》终于在2020年11月出版了。它试图在古老的哲学母胎里孕育一个新生儿，“统合人文社会科学诸学科，完成一门崭新哲学的建构”。作者在书中立足学科创新视域下的公共哲学视角，将迄今为止中日学界关于公私问题的研究所取得的成果作为考察对象，分析、梳理、把握其中的问题脉络，思考了公共哲学如何建构的问题。

　　中日公共哲学研究缘起

　　积之久者学必精，思之博者业必盛。中日学界之所以兴起公共哲学的研究，并非原生性，而是传输性的。其缘起是美国政治学者、新闻评论家李普曼于20世纪50年代在其论著The Public Philosophy 中使用的概念。他认为公共哲学自古以来就存在，呼吁西方政治社会恢复公共哲学传统，以实现社会重建。

　　李普曼1955年出版论及“公共哲学”的书，日本矢部贞治在当年的《世界周报》（1955年4月11日）发表长文介绍此书，并于1957年翻译出版《公共の哲学》。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公共哲学作为一个崭新的学科、学术领域在日本各大学出现。1996年东京大学教授山胁直司主讲“公共哲学”，其后各大学相继开设相关课程。日本之所以兴起公共哲学研究，是因为日本官界和经济界出现各科违法渎职、地方的分权化等问题，公共问题成为迫在眉睫的课题。由各学科老一辈学者和各领域重要的中青年学者参加对话、撰著的20卷本《公共哲学》论丛，由东京大学出版会出版。迄今为止，日本对于公共哲学的研究方兴未艾。

　　金泰昌作为日本公共哲学共働研究所所长，21世纪初到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地演讲公共哲学，中国学者共同合作翻译出版了10卷本的《公共哲学》译丛（人民出版社2009年6月版）。在此前后时期，公共哲学成为中国各学科学者关注和研究的重要问题。

　　中日两国公共哲学研究各有不同的人文语境、社会诉求和愿景期盼，这些均促成两国公共哲学研究的缘起。探赜索隐，是中日学者共同的学术品格。尽管公共哲学“是什么”尚不明确，但其“是怎样的”问题两国学者都作了探讨。或认为公共哲学是对哲学、政治、经济以及其他社会现象进行统合性论述的学问；或认为是一门“共媒—共働—共福”的学问；或认为是围绕公共领域和公共问题的哲学思考。中日学术倾向虽不同，但其指向公共问题则同。

　　中日学者不同的阐释视角

　　该书以中日学者及西方哈贝马斯、汉娜·阿伦特等对公共性的诠释为线索，探索公共性是什么的问题。日本学界主流观点认为，公共性具有批判性和构成性两种功能，并认为公共性与共同体有别。简言之，共同体具有一元性、排他性等本质特性，而公共性则是多元性与异质共有性的统一。这是日本学者齐藤纯一的观点。其实，共同体也是一个开放、多元、多边的世界。由于日本学者接着哈贝马斯、阿伦特讲，故而作者对哈贝马斯的“市民公共性”和阿伦特对公共性的哲学定义进行了探赜索隐，认为哈贝马斯所谓市民公共性中所揭示对话性合理性和协商性合理性的内核，是理解公共性不可或缺的视角。作者认为，在阿伦特公共性视角所理解的政治世界中，人总是被私所封闭，或被社会分工所异化，人的活动沦为私的自然或非自然生命循环的过程。书中指出，唯有向着世界性最大限度地敞开，让公共性从个人、集团或者组织等社会性的异化世界中解放出来，最大限度地向所有人开放，才能让所有人的存在获得真正的自由。

　　中日学者对公共哲学的诠释存在不同视角：一是谁是公共性的承担者，二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公共性问题。日本对这两个问题研究不多，而主要关注建构作为崭新哲学的公共哲学。中国学者对这两个问题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在考察谁是公共性的承担者中，除了公共媒体、公共播放、公益组织、公共财团、公共设施等公共团体与公共空间之外，知识分子的存在不可或缺。对此，日本一直倡导知识分子要保持批判性的独立精神，不过日本的“士”，主要是指武士，与中国的士人、士大夫殊异，他们是社会政治、经济、管理、文化、历史发展的中坚力量。而在古代中国，知识分子则通过科举出仕。

　　中国学界非常重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公共性这个问题，并有诸多专著和论文出版或发表，涉及公共性与私人性、公共理性与公共利益、公共性与公共领域等话题的深入阐释，以及对当代中国社会背景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公共性问题的研究。从古今中外对公共性、公共哲学的多样性、多元性的研究现象来看，这是可喜现象，唯有如此才能丰厚公共哲学、繁荣公共哲学，为公共哲学的创新奠定坚实基础。

　　公共哲学是什么

　　该书对于公与私的相对性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并对最小的私，即书中命名的“元私”的本质进行了哲学阐释。在此基础上，通过对人的存在的相对性认识的溯源，分析指出西方传统中“普遍定义”追求与“尺度说”思想的理论困境，进而把视角转向东方，集中分析了中国传统思想中“和而不同”的理念对于建构公共哲学的灵魂性意义。

　　依据作者所质疑的“公共哲学是什么”的话题，笔者理解：公共哲学是指宇宙、社会、人生，在公与私、共与殊、有形相与无形相的分合、动静、形隐、絪缊、交感的互待互转、互育互化、互渗互济中，融突和合为一种公共逻辑思维的理论学说。之所以作这样的界说，是因为构建新的哲学学科，必有独立的学科研究对象、性质、内涵和方法。新哲学理论思维构建，是主体能动性的高度体现，是人以主体的方式对世界政治、经济、文化、历史、概念的把握。人总是以自己内化的概念结构、思维模式来统摄、认知世界，而把世界各种问题纳入自己的理解和解释系统之中，譬如公与私、公共性等问题。这种解释系统揭示思维认知主体与客体借助各种中介系统，如工具操作系统、概念逻辑系统、社会关系系统等的双向运动过程、融突和合，以创造新的思维理论学说。由此，公共哲学就在人文社会科学系统中获得独立的地位和价值。

　　构建公共哲学何以可能

　　当今世界万物联通，“天地万物本吾一体，吾之心正，则天地之心亦正矣；吾之气顺，则天地之气亦顺矣，故其效验至于如此”。在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的智能信息时代，天人、地人、人与人以及其他一切间隔、限度都被打通，量子通信网络与“墨子号”量子科学实验卫星的连接，开通了天地人一体化的广域量子通信联络，人工智能的智能交感相应的思维方式，颠覆以往固有的思维定式，从“上帝粒子”到“天使粒子”，找到了正反同体的马约拉纳费米子，它的意义在于改变了基础物理，改变了人们一直认知的正反对立的世界观。基于此，亦改变着公共哲学固有的性质、内涵，为构建崭新的公共哲学学科开拓广阔的空间和创新的动力。

　　天地人和合为一家，之所以能形成物我共同一家的公共天下，是因为“大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者也，其视天下犹一家，中国犹一人焉。若夫间形骸而分尔我者，小人矣”。之所以如此，而不相间隔形骸之异而分你我，是因为人有不忍人的仁爱之心。由此心出发，见孺子入井，见鸟兽哀鸣、亲草木摧折、见瓦石毁坏，便产生一种怵惕恻隐、不忍悯恤、顾惜之心，这是人的仁爱之心与孺子、鸟兽、草木、瓦石感通、联通为一体的缘故。此种天地万物不相间隔而差分的心灵、爱心，为构建公共哲学奠定了心性和性命基础。

　　在信息智能时代，世界像一幅中国的“太极图”，在“太极图”中，阴阳差分、对待的两体，又融突和合为一体，在阴阳鱼交互作用中，阴鱼中有阳的眼球，阳鱼中有阴的眼球，即阴中有阳，阳中有阴，阴阳互相包含、互相絪缊。亦即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依不离、不离不杂。换言之，全球命运共同，思维理性公共。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世界的问题，是公共的问题，谁也不能独善其身，如气候话题，就不分家国、民族、宗教、种族，其影响谁也不能逃避、逃脱，人类要生存就要呼吸空气，其吉凶、祸福是公共的、共同的，这是构建公共哲学的前提。

　　在21世纪构建公共哲学，如布帛之致暖，如绿叶之红花，当中国传统思想、理念被世界重新认识，相信公共哲学能在世界哲学百花园中开得更美更鲜艳。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日本朱子学文献编纂与研究”（17ZDA012）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