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以来，后现代主义社会理论逐渐成为西方学界显学。它试图超越现代性的局限，对科学性和理性至上的现代性价值提出质疑和进行批判。科技高速发展，人们生活急剧变化，社会交往呈现平面化和碎片化特征。现代人所生活的社会整体，被层出不穷的各种模型或范式“隔离”，人们生活的意义世界的“整体性”被破坏。《后现代主义社会理论管窥》（郑争文著，上海三联书店2020年7月版）梳理了利奥塔、福柯、鲍德里亚、德勒兹、德里达、吉登斯的社会理论，整理其思想中值得借鉴之处，资以丰富当代社会理论。

　　后现代主义社会理论家在批判现代主义的个体性原则时，并未找到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案。如利奥塔反对一切“总体性”的东西，关注“局部性和个体性”； 福柯的“自我伦理学”真正关切的仍是“关注自身”的生存以及“自我的技术”；在鲍德里亚看来，个体与群体在生产者和消费者中被消解；德勒兹在谈到“生产机器和解域运动”时，提出人性也在欲望—机器的运作中消解；在德里达那里，“不可决定性”和“解构活动”占据主导地位，尊重他者反而成了附庸。

　　基于此，该书作者尝试提出“共在辩证法”这一解决方案。共在处在第一位，它先于个体性原则。当人和物处在共在方式中，方才有“在世的意义”。共在辩证法作为研究社会历史动态过程的方法论，敞开了文明与自然相统一的“整体论”视域。作者坚持联系的观点，搜集和整理后现代主义和现代主义的历史文献，分析学界在“后现代主义社会思想”这一论题上取得的阶段性成果。在对文献自身批判和反省基础上，对与此相关的文献产生的原因和背景展开细致分析。

　　后现代主义社会理论家考察社会的方法，或多或少和语言及“书写”有特殊关系，该书将这一方法论或“叙述策略”中的“突出方面”称为“后现代的话语分析”。

　　在后现代主义学者那里，语言的重要性不容忽视，因为人们的经验往往需要依赖语言才能取得自身形式和“可理解性”。语言可看作“切分表达或分环勾连的差异系统和区分系统”，它并不意味着对意义给予“固定的封闭性”。在对逻辑和语言的理解和领会中，明了事情内在和本质性的联系，洞察其中的意蕴，同时，通过对相关文献的考察和整理等实证性研究，回到对事物的本质把握。在后现代主义社会思想家那里，严格来讲现成对象的“再现”是不存在的，因为这种再现使得人与“被经验的东西”隔离开来。当然，在他们看来，人们无法突破语言本身的限制接触到“客观存在”。因为所谓的“再现”总是与“总体化和形式化”相关，同时“再现”还意味着将周遭事物排斥在外，将这些接受的事物看作“现成者”。他们认为，认知是人在特定条件“建构”出来的，“自在世界”是人的认知无法达到的，我们能够理解和研究的是广义上的“文本”。因此，当人们接触和理解“文本”时，应尽量考虑到文本形式和内容的不断生成与变化。如果借助写作来创造文本，应尽量尊重“他者的声音和自我更新”的声音。

　　对后现代主义社会思想的收集和整理，是一个缓慢的过程，而这样的考察需要基于自然与文明相统一的层面，即在社会整体视域中方可有效进行。正如马克思所言：“历史本身是自然史的即自然界生成为人这一过程的一个现实部分。”应将人类历史视为自然界生成为人的一部分，或者说将人看作自然界的一部分。如利奥塔重视“小叙事”或“地方性叙事”，福柯对“疯癫”的独特理解，鲍德里亚对社会问题的反思和批判，德勒兹对“欲望机器”的解读，德里达提出的“书写理论”等，都在寻求“意义世界”时，将文明与自然紧密联系的“社会”中的自然基础丢失。尽管人生活在“自然”之中，但人只有借助文明才能真正生活在“自然”之中。因为文明意味着人真实的生存方式，依赖本能生活并非人真实的生存样式。“自然”作为文明的始点之根，可视为存在者始源性的“聚集”。与此同时，文明是自然的“逻辑之根和理解之根”。正如海德格尔所言：“马克思要求我们去认识和肯定‘合人性的人’。他在‘社会’中发现了合人性的人。对马克思来说，‘社会的’人就是‘自然的’人。”人们无法真正将“自然”从历史中抽离出来，因为“社会”本身就意味着“历史进程的当前归宿”。只有在文明与自然紧密联系的社会整体视域中，才能正确处理社会问题。

　　书中提出了后现代主义社会思想中的一个特色性贡献，即在反思社会问题时呈现出对生活世界意义的探寻。这几位后现代主义学者致力于批判社会研究中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探求被各种社会理论所掩盖的生活世界的意义。如利奥塔论述“叙事方式之转变和知识状况之变化”，福柯对“理性的反抗和话语控制”的警示，鲍德里亚对“象征交换”的描述，德勒兹对欲望的阐述，德里达对“颠覆和改写”的描写以及吉登斯的“双重解释学”等，均呈现出对人的洞察以及对生活世界意义的探寻。

　　（作者单位：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