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布斯鲍姆（1917—2012）不仅是英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也是享誉世界的史学家。他在近现代欧洲历史进程、劳工运动、民族主义、帝国主义、马克思主义理论等众多主题上发表了真知灼见，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国内史学界对霍布斯鲍姆并不陌生，除了劳工史研究文集，其主要著作基本上都有中译本，相关研究成果十分丰硕。《英国学派与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梁民愫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12月版）体现了作者在这一领域的最新思考和认识。

　　作者在书中考察了霍布斯鲍姆史学思想和实践的方方面面，具体包括历史理论和史学理论、整体社会史及其反响、强烈的现实关怀和忧患意识、对民族主义史学的批判，最后还讨论了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贡献及其在中国的传播。

　　全书注重宏观层面的考察和分析。这一特征至少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在西方社会文化演进背景下，讨论霍布斯鲍姆和英国社会与文化。例如，在分析霍布斯鲍姆的进步史观和全球史观时，首先简洁梳理了西方进步史观和全球史观的演进，进而辩证地评析霍布斯鲍姆的历史观。其二，在英国社会文化环境中,分析霍布斯鲍姆和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这种宏观类型的考察，在讨论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起源和发展时，体现得较为明显。作者不但在当时英国社会心理和思想背景下分析霍布斯鲍姆史学思想发展，以及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的形成；还从西方新史学思潮的演进中予以探讨。由此可见，作者的写作非常注重历史和社会语境。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不仅能够了解霍布斯鲍姆的史学思想和实践，还可欣赏到一幅英国和西方史学以及社会文化发展的宏大图景。

　　作者在书中推崇比较和联系的视角。这种写作特征可以从两个层面得到说明。其一，在英国范围内进行广泛比较。在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内部，以及霍布斯鲍姆与非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之间进行比较。例如，在阶级问题上，比较了爱德华·汤普森和霍布斯鲍姆，发掘他们之间的差异性和共性。又如，在论述历史学与社会科学关系时，在霍布斯鲍姆和巴勒克拉夫之间做比较，提出后者着意强调社会科学对历史学的影响，而前者更注重历史学对社会科学的贡献和方法论意义。

　　其二，在欧洲范围内进行比较。作者探究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和法国年鉴学派的一致性和差异性，探讨了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广泛联系，尝试分析葛兰西底层史学思想和霸权理论的影响，以及阿尔都塞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在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中引起的不同反应。在讨论西方的社会史模式时，分别以屈威廉、年鉴学派和霍布斯鲍姆作为三种不同模式和实践代表，强调霍布斯鲍姆在社会史研究领域的特征和开创性。而在讨论民族主义史学这个主题时，广泛比较分析了霍布斯鲍姆与欧洲众多学者在这个话题上的异同。这种比较分析，加深了读者对霍布斯鲍姆和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特征的认识。

　　尽管长期致力于霍布斯鲍姆研究，但是在讨论其思想与实践时，作者敢于以批判眼光审视霍布斯鲍姆、英国马克思主义者和西方学者的观点：不一味称颂和拔高，在阐发其史学贡献的同时，也会指出不足。例如，在论述霍布斯鲍姆的全球史观时，认为其思想有欧洲中心主义的痕迹；在承认其社会史研究的开创性时，也表示“限于特定的历史条件与史家认知的时代状况，他没有也不可能完全指明社会史的研究主题”。又如，在讨论新左派思想家佩里·安德森时，批判他无条件地支持和拥护新自由主义，认为他对“资本主义发展运动”产生了错误认知。作者不赞同大卫·伦顿所说的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视野并未超出本民族边界的看法，显然霍布斯鲍姆本人就是全球史书写的倡导者。在讨论兰克的客观主义史学时，作者认为这种理想是“不可能实现的”，认为这种传统史学的缺陷在于：它对历史的诠释，基于史学认识主客体关系的二元对立与分离。

　　在全球史和世界事务的研究上，作者主张，史学家应当立足平等互利与和平进步的基础，否则容易陷入种族主义和中心主义泥淖。在讨论历史与现实政治关系时，作者表示，霍布斯鲍姆不反对史学的价值判断和价值导向，因为这体现了史学的社会政治功能，但是他不赞成为了实现史学的政治作用与社会功能，而牺牲历史的真实性。作者认为，任何恪守职业操守和遵循道德良知的史学家，为了履行史家的社会责任和捍卫历史学的科学尊严，一方面需要追求与维护历史的真实性。另一方面，需要批判滥用历史的行为。在历史与未来的问题上，作者承认历史学家对未来进行必要的预测，是实现历史学社会功能的一种途径。不过，作者的论述显得很谨慎，“历史学绝不是现代末世学……历史学家只是在一定意义上对未来做出自己的恰当判断”，而且这种判断还会受到各种因素的干扰和影响，导致判断结果可能出现偏差。因此，人们在预测时，要审时度势做出调整，尽最大努力避免预测的错误和对历史的滥用。这种观点所体现的，不仅仅是霍布斯鲍姆对历史发展进程的深刻认识，同时也是作者自己的一种深度思考。

　　（作者单位：重庆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