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7月3日，《光明日报》刊登了《一份尘封八十年的珍贵见证——〈1937，延安对话〉出版始末》一文。文中，《当代》杂志主编孔令燕介绍了《1937，延安对话》（托马斯·亚瑟·毕森著、李彦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年6月版）的出版始末。原来，这份珍贵文献中译本的出版，竟源于译者李彦投稿散文《校园里那株美洲蕾》中提到的“延安笔记”。这份独特的笔记当时就引起《当代》杂志编辑部的浓厚兴趣，在查阅相关资料并确定其史料和出版价值后，编辑部向出版社申报图书选题，进而开始了版权购买和翻译的漫长出版历程。

　　领袖气质扑面而来

　　该书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延安时期的革命实践和精神风貌，讲述了他者视野下的中国共产党故事。它出自继埃德加·斯诺等人之后，第二波奔赴延安“探险”的外籍人员之手，曾于1973年出版过英文版。主体内容由作者毕森“对中国共产党领袖人物的访谈”“在延安四天四夜的见闻”以及往返“艰辛旅途”的叙述或日记构成。整体而言体量不是很大，甚至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小书。相较英文版，中文版增加了原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陈晋专门作的“小序”和散文《校园里那株美洲蕾》。这两篇文章为该书赋予了更多的可读性。

　　在书中，毕森以日记和访谈的纪实方式，向读者展示了1937年6月中国共产党及其治理下陕甘宁边区的历史场景。其中最吸引读者的莫过于对中共领导人形象的刻画。毕森等人延安之行的主要目的是对中共领导人进行采访。书里这样写道：43岁的毛泽东“身材瘦削、动作敏捷、浑身上下透着一股青春的活力”，在访谈中“连珠妙语，既生动又幽默”，显示出“清晰的头脑和知性力量”，“再加上他深邃的思想、审慎的态度，竟让人感到一种高深莫测”。朱德“体魄强壮结实、五官轮廓鲜明”，有着一张“地地道道的农民的脸庞”，开朗、亲切的性格让人感到快乐，同时“神采奕奕、充满活力”。而周恩来则是一个干净利落、衣冠整洁，具有卓尔不群风采的知识分子。

　　将这些个体印象汇集后，毕森表达了对中共领导人的整体印象，即满怀激情、运筹帷幄、自信乐观。在访谈过程中，毕森深切感受到无论在军事部署方面，还是在抗日统一战线方针方面，中共领导人均有着强烈的自信，这种自信源于他们拥有杰出的军事才干，能够对军事斗争做出准确预判、对中国社会形势与发展趋势运筹帷幄。这使得他们能够毫无顾忌地透露“具有完整情报”价值的“中国共产党的所有计划和意图”。例如，周恩来在访谈中就毫无顾忌地和盘托出国共统一战线谈判中尚未达成共识的一些微妙细节。这种自信促使中共领导人满怀激情地投入到伟大的革命事业中去，并为之奋斗终生。

　　延安精神魅力四射

　　延安精神是毕森笔记中的重点书写内容。他这样写道：“提起延安，它所留给我们的那种强烈且经久持续的影响，其实并非仅仅由于我们在那里时所看到的各种各样的活动，而是因为那些活动本身所携带着的一种精神力量。”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正是这种精神力量之一。它是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封锁下，面对严峻社会现实、带领解放区人民群众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重要精神产物。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陕甘宁边区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条件虽然比较艰苦，但作为红色革命根据地中心的延安，仍吸引了大批进步青年和知识分子奔赴于此并投身革命。在这一背景下，毕森等人在延安访问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以下简称“抗大”）时，既感叹这里物质条件的极端落后，又惊叹这里所散发出来的精神面貌，“他们的精神面貌和高昂的士气都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与身旁那些空旷简陋的宿舍和课堂，形成了反差巨大的鲜明对照”。“我们所遇到的学员们，其中包括不少来自优裕家庭环境的人，却显然都能面对艰辛，安之若素。他们这种态度也证明了延安精神的魅力所在”。

　　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也是这种精神力量的体现。这一点在毕森的抗大见闻记录中同样得到彰显。在延安四天四夜的观察中，毕森对抗大的课程学习印象深刻：除了军事学习外，既要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包括政治经济学、辩证法哲学以及革命运动史），还要学习在政治组织中的实际工作任务和方式方法。这是所有学员必修的课程，对将来从事这方面的工作人员来说尤为必要。从这些课程内容我们不难发现，在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同时，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理论联系实际，从而发挥理论的现实指导作用。

　　在毕森的延安观察中，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延安精神，可以概括为“农民的活力、主观能动性、各种特长和技能，无一不受到了共产党基层工作人员的关怀和近在咫尺的指导”。正因如此，在物质条件极端艰苦的情况下，广大农民仍坚定不移地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另外，毕森还发现无论是中共领导人，还是基层党员，都时刻扮演着人民公仆的角色。在他们身上看不到任何特权印记，他们始终以身作则，和广大人民群众保持着血肉联系。最终这群美国人看到的是这样一种景象：“延安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的胸中，充满了高尚的道德情操。在那个环境里，个人私欲必须向崇高的理念折腰。为了共同的事业，人人平等，官兵一致，齐心协力，顽强奋斗，大家分享着这种精神追求所带来的充实感。”

　　他者视野助力传播

　　中国共产党的故事是中国故事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书中，读者除了能够重返1937年6月的延安现场，切实感知中共领导人形象和延安精神外，还能从中感受到作为叙事主体的“他者”，在讲好中国故事，尤其中国共产党的故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陈晋在“小序”中说，“阅读此书，还有一点启发。就是毛泽东那一代人在延安的时候，是那样善于讲‘中国故事’”。该书作者毕森又何尝不是一位善于讲并且能够讲好中国共产党故事的人呢？当这份尘封80年的珍贵文献，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以中文版单行本传播时，一个他者视野下的中国共产党故事也栩栩如生地呈现在我们眼前，它再现了老一辈革命领袖的风采，让我们重温了延安精神。

　　新时代，为了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我们不仅需要借助丰富的红色资源，去宣传党的光辉岁月和丰功伟绩；还需要充分发动和组织更多像斯诺、毕森这些作为他者的国际友人，去讲述中国共产党的故事。因为，这样的故事能获得更多的国际读者并唤起情感认同，从而起到理想的传播效果。我们要充分挖掘和整理近代以来诸多来华国际友人的相应文字记录，进行有计划、有系统的宣传，并在此基础上尝试进行书籍环流，以外文图书的方式向其所属国进行传播，从而实现讲好中国故事的目的。

　　（作者单位：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