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寻社会主义在中国的源头
2021年12月01日 09:12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21年12月1日第2299期 作者:周良书

  

  近现代中国,没有哪个思想或主义像社会主义这样对中国社会,对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对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对中国人的思想和行为,产生如此深刻而持久的影响力。这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然而,它是怎样来到中国的,中国人当时以什么样的心态评介、叙说它,后来又在什么样的情境下传播它、接受它,对此学界虽有过不少研究,但仍有待作更全面、更系统的说明。由王先俊撰著、2020年9月出版的《清末民初社会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一书,致力于将对这一问题的讨论引向深入。

  思想演化与“主义”输入有关联

  该书以社会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为主题和主线,分七章对社会主义传播的背景、不同主体传播社会主义的情况,以及这一时期社会主义传播的特征和影响等问题作深入、细致的考察、分析和论证。一方面,因社会主义不是中国封建社会的自发产物,而是在工人运动高涨的西欧产生;另一方面,由于它本身不仅构成清末民初政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还直接影响近代中国政治思想发展的走向和中华民族的历史命运。因此,作者从分析清末民初政治思想的发展轨迹入手,来说明社会主义来到中国的历史必然性。在西学东渐的大背景下,通过叙述国人初识社会主义的状况,包括对巴黎公社情况的介绍、对欧美社会民主党活动的描述,以及对《百年一觉》《大同学》等书籍的译介,来分析内部思想演化与外部主义输入之间的关联,阐释二者彼此融合、穿插渗透、互动发展的特殊情境。

  在此基础上,针对清末民初在中国传播社会主义的两大“派别”、一股“思潮”和一个“群体”,作者展开个案式研究。两大“派别”指资产阶级“维新派”和“革命派”。通过《时务报》《新民丛报》《清议报》《新小说》《政论》《国风报》等报刊,以及《大同书》《新大陆游记》等书籍,重点分析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代表人物对社会主义的传播情况。通过《民报》《浙江潮》《大陆》《俄事警闻》《复报》《政艺通报》《夏声》《社会星》《社会》《社会世界》《新世界》《民立报》等报刊,重点分析孙中山、朱执信、马君武、廖仲恺等“革命派”代表人物对社会主义的传播情况。一股“思潮”指“无政府主义”。主要通过《天义报》《衡报》《新世纪》等报刊,重点分析江亢虎、刘师复等“无政府主义者”对社会主义的传播情况。一个“群体”指留学生群体。主要分析清末至民初留日学生,对日本学者撰写《广长舌》《社会主义神髓》《社会主义》《近世社会主义》《近世社会主义评论》《社会主义概评》《万国历史》《新社会》《社会问题》等社会主义著作的译介情况,说明清末民初社会主义在中国传播过程中,日本这一“中转站”的独特影响。

  遵循思想史研究的规则和范式

  在作者看来,社会主义首先是一种思想或主义,因此对其传播史的研究,在历史学的大家庭中,应该属于思想史这一专门史范围。这个界定和说明,决定该书在议题选择和书写方式的最大特点,是严格遵守思想史研究的规则和范式。一是注重对特定“历史文本”的解读。作者主张在历史文本基础上,梳理和分析社会主义传播的脉络与特征,而不是用某种“预设”模式来组织材料、安排叙事。

  二是注重从纵向上作社会史的还原。一方面是从社会生活诸领域中,找出特定个体或群体在特定阶段形成特定思想的复杂原因,分析其产生的影响在“社会存在”诸领域的反映。作者认为,从清末到民初,中国为什么会引入社会主义,是谁引入的,如何引入的,20世纪初为什么会在中国出现传播社会主义的热潮,它发生过怎样的影响,为什么又会产生对社会主义误读的情况,这些问题的答案均需从这一时期中国社会生活诸方面中去寻找。另一方面是关注“思想与社会的互动”,把思想看作观念化的社会,将社会看作物质化的思想来分析和研究。作者认为,近代中国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思想对于现实生活和历史演进的突出作用。客观的民族危机和主观的浓烈愿望,构成近代中国观念超越现实的发展状况,形成思想先行并直接引发社会变革的局面。

  三是注重从横向上作分层比较研究。作者分三个层次分析这个问题。第一层次是传播者和受众,主要有官员、留学生、资产阶级和无政府主义者4个不同的阶级和阶层。第二层次是传播渠道,有西方和东方两个主要区域,以及书籍和刊物两种主要媒介。第三层次是传播内容,具有浓厚的主观意识,并受到日本的深刻影响。

  史论结合夹叙夹议

  这一点既表现在对特定个体或群体的历史表述中,也体现在全书的谋篇布局和叙事结构中。作者先是开门见山地提出观点,提出社会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前史”;而清末民初社会主义的传播,则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前史”。然后,围绕议论的中心,合理选择历史资料,有序安排历史叙事,从而使论点在特定个体或群体的历史贡献中得到有效验证。最后,作者又以议论收篇,提出清末民初社会主义的中国化,只是初步的、原始性的,更多仅仅是一种外化,而不是“彻头彻尾”“彻里彻外”的中国化。但正是这种外化,为后来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作了前期性的铺垫。这些从历史中发掘出来的“议论”,给人深刻的历史启迪。

  在我的印象中,从思想史角度提出并论证清末民初是社会主义在中国传播总进程中的“初级阶段”这个论断,在学术界尚属少见。因此,广大读者若有兴趣,沿着这个思路,多运用历史学、政治学、传播学的方法,对该问题再查一查、解一解、证一证,一定还会有更深刻的认识,得出更精确的结论。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责任编辑:陈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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