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改革开放以来开拓发展中国比较文学的关键学者，孟庆枢教授有着鲜明的研究领域——中日文化与文学研究。在《回声·镜鉴·对话：中日文化与文学》（福建教育出版社2020年3月版）中，他凝视文学，将新诗学作为中日比较文化与文学研究的逻辑起点和学术制高点，力求和学界同人一起建构新时代新诗学。同时，他秉持回归意识的研究文化取向，立足中国传统文化元典，致力于实现中国传统元典与日本文化文学、与时代现实的深度融合。
新时代生存文论：融合就是矛盾运动
何谓文学？作者持“新时代生存论文学”的观点。在他意识深处，新时代生存论文学迥异于“认识论文学”。认识论文学将文学视作静止的“物”，视文学为用精致语言书写的具有艺术价值的文本。而新时代生存论文学将文学作为人的生存状态的一种特殊体现来思考。此处“人的生存状态”接续马克思实践生存论哲学的神髓，其核心范畴为人，旨在通过人的实践活动实现自我完善、自我超越，进而推动社会文明进步，其路径是将人的实践活动与社会历史有机统一，这个有机统一关系便是作者所言“动态的全方位的‘场’”。
文学与生存紧密关联。作者关注到苏联人文符号学、文本论大师洛特曼的研究。在洛氏看来，文学“不是一个静态的物质层面的、僵死的存在之物”，而是“围绕这一‘物’的诸种关系的结构”。由是，人便置于整个寰宇中变动不居的场域之中，与内外的各种因素互动，一切文本的律动均围绕人的“生命意识、创新意识（含欲望）、对立统一意识、回归意识”而进行言语实践。
新时代生存论文学是作者文学研究的逻辑起点。秉持这一观点，他对日本近百年文学研究的诸多方面克服自明，产生新意。在研究对象上，注重对日本诗学、日本比较文学、近代日本文学史、日本当代文学、日本科幻文学等展开宏大叙事，亦对夏目漱石、森鸥外、中岛敦、谷崎润一郎、大江健三郎等日本作家和文学理论家洞幽烛微，与之进行互动。无论何种互动研究，作者均将研究对象置于复杂的存在场域之中。他认为，任何民族（国家）文学的发展都是动态过程，受到来自域外文化、文学的影响。域外文化与本土文化交融、碰撞，产生多种不同力的矛盾，在融合之后求得一种平衡（暂时的），再循环反复，即文学融合本身就是矛盾运动。
回归意识：文化传承安顿心灵
如果说新时代生存论文学抓住了研究对象的特质，那么，“回归意识”便是其主体的研究取向。回归何处——回归的是蕴含深刻文化密码的中华元典话语。为何回归——因为人类既要前进，心灵深处又总要回归故乡，这种张力本身恐怕是人的原动力。回归何用——找出人类文化的真正原型。回归不是简单地返回人类原初，而是现代人通过对自我“根”的追求而保持不与历史断裂，克服精神危机。简而言之，其意义在于文化传承、心灵安顿、精神凝聚、服务当下。
回归意识学术旨趣的确立，暗含作者对其文化身份、学术视域、价值立场的深刻体察及对文化的自觉和自信。在此基础上，他继续探寻中日文化与文学研究中回归意识的实施路径，即横向探寻，试图揭示日本文化和文学中潜藏的中国文化和文学密码。书中或考查森鸥外的《雁》与《水浒传》的关系，揭示森鸥外文本中的宿命观；或从夏目漱石的《文学论》窥探其在东西文化中苦斗的姿态，体会其心目中对中华文化元典“文”的乡愁；或在《诗化的缺失体验》中重新阐释川端康成文本里体现“文化乡愁”的复杂性，或将川端代表作《雪国》和我国唐代诗人李商隐无题诗、银河诗的借鉴关系进行比较研究。
镜鉴对话：以新求友之志
书中指出，日本文化与文学并非以往“物的世界”的对象性认识活动，而是基于“人的世界”的意义关系。在他看来，中日比较文化与文学研究是基于理解基础上的文化与文学交流、创新和传播活动，由镜鉴与对话构成。
这种镜鉴和对话具有鲜明的主体意识。主体意识源自主体的真实需要，作者的文学文化研究立足“中国情景”，作者认为，培育中华民族的“高度文化”，既要注重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又要在吸收外来文化中有所创造，在文化借鉴、创造基础上进行文化传播。
镜鉴意味着文化文学交流应该具有自觉性，而不应依靠等待。书中强调中国比较文学话语建构中日文学的独特参照系作用。其独特价值在于：中日有着2000多年的文化交流历史，渊源之深、时间之长、范围之广，世所罕见；现代化进程中，虽然两国发展之路迥异，但是，在世界文化场域中均面临如何对待西方文化文学，发展民族文化文学的问题；日本始终处于与西方文化碰撞的前端，其经验教训值得我们参照。
对话就是要在引进外来文化基础上吸收消融，同时又积极对外传播，形成生生不息、全方位、开放的文化流。书中关注村上春树在我国走红的文化文学现象，克服将其视为“小资代表”的观点，镜鉴日本同人（三浦雅士、加藤典洋、岛森路子等）的村上春树最新研究，将村上春树置于复杂的文化场域中。这个复杂的文化场域，由宏观层面的后现代主义语境、中观层面的日本社会出现的社会问题精神危机、微观层面的个人价值取向等构成，聚焦作品中“语言”“身体”“他者”的核心问题，在此基础上展开新论。作者关注《且听风吟》《海边的卡夫卡》中的“失语”问题，探寻《寻羊冒险记》《舞！舞！舞》中“耳”“舞蹈”等身体写作的议题，亦思考《青蛙君救东京》等作品中潜藏的对“他者”的思考。作者坦言，以自己的思考与文学作品作者、与日本研究者、与中国读者对话，是为了“以新求友之志”。相信这种包容式的文化文学研究必将产生良性循环，绽放出朵朵绚烂夺目的文学之花。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文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