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已逾百年，又兼域外学术的传入和考古研究的开展，现代中国人遂能发数千年未发之覆，解亘古未解之谜。邃古之初、上古三代，因时代久远，材料稀缺，再加上后人托古立说，数千年来一直笼罩在浓重的神秘化、神圣化迷雾之中，通过百余年来历史学者的辛勤努力，已经基本驱散迷雾，正在逐步展露真相。在这方面，赵世超先生的《周代国野制度研究》是一项广受学界推重，并发挥了重要影响的研究成果。1991年，此书初版，斯维至先生在序言中称许它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古史方面做出了新的尝试。2020年，人民出版社推出该书修订本，增加初版中尚未来得及深入讨论的“服”制，即指定服役制度研究，这是作者多年来在这一问题上持续思索的结晶。
赵先生认为，国野制度是以西周为代表的中国早期国家的外在形式，指定服役制度则是更能反映国家本质的核心内容。通过加入对指定服役制度的论述，作者对周代国野制度的研究，在修订版中实现了内容与形式的统一，形成一个逻辑自洽的中国早期国家构造与发展解释体系。这个解释体系至少在如下三个方面推进中国早期国家研究。
第一，中国早期文明的发生与发展是由点及面的过程。自戈登·柴尔德提出“城市革命”说以来，认为文明形成之初，只有少数几个先进中心凸现在野蛮的汪洋大海之上，文明与野蛮的关系是点和面的关系，人类文明的早期发展进程就是点的扩张以及最终点与面的融合。这种理解得到学界普遍认同，并为大量考古发现所证实。该书作者提出国野关系是点、面关系，“国”是少数先进的中心，“野”指国之外的广阔区域。而所谓的西周王朝，也仅是由众点拱卫的松散的政治联合体，尚未形成具有完整领土和边界的大一统的成熟国家。他用中国历史的具体情形证成世界文明发展的一般途径，真正将历史上的中国与世界联系起来。
20世纪以来，学界普遍认同西周属于文明（国家）发展的早期阶段，但这个“早期”属何性质，则意见不一。作者用点面关系解说国野关系，对西周国家构造的早期性作出了明确界定。赵先生是最早将“早期国家”概念引入先秦史研究的学者之一，他对这个问题进行了长期深入的探索。近40年来，国内新石器时代晚期和早期文明阶段的考古工作不断取得重大进展，中国文明起源研究一直占据学界热点，这些年的发现和研究揭示了中国文明起源及其早期发展，确实具有从多点并立到点面融合的一般过程。
第二，早期国家征服者对被征服者的剥削，是通过超经济的强制手段实现的。点面关系是对以西周为代表的中国早期国家构造形式的直观说明，“服”制则是对中国早期国家构造方式的深入解剖。《国语》等早期文献多用“服”制解说国对野的控制，但何为“服”制，汉代以来经学家的解释歧义百出，难以信从。该书作者根据“服”字的甲骨文、金文字形，指出“服”本为迫令做事之会意。他将早期文献和金文中关于“服”制的资料加以整理，并援引西双版纳、高黎贡山区等地历史上存在过的剥削制度，提出“服”制起源于家族内的“有事弟子服其劳”和对家长兼巫师的供养，进而推及被征服的外族人。“服”制的实质是直接劳役和实物贡纳，即通过对人身的控制，利用超经济的强制手段来实现。
基于这一认识，作者在正文及后记中均强调，恩格斯提出“奴隶制是古代世界所固有的第一个剥削形式”，这一基本结论不能否定。在他看来，西周时期，“剩余的可用土地”尚未“用尽”，土地私有制不发育，在无法运用经济杠杆进行盘剥的情况下，统治者除了靠“超经济的强制”以满足自身的需要外，别无选择。而“超经济的强制”恰恰是奴隶制的本质。恩格斯说过：“人类是从野兽开始的，因此，为了摆脱野蛮状态，他们必须使用野蛮的、几乎是野兽般的手段。”作者认为“野兽般的手段”就是“超经济的强制”。如果不承认中国也曾存在过奴隶社会，就无法对先民摆脱野蛮、进入文明的历程做出科学而合理的解释。该书重提社会性质问题，并从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予以阐释，应引起学界的关注与讨论。
第三，春秋战国社会变革是超经济强制体系，即“服”制的解体。春秋战国为“古今一大变革之会”。如何认识这个时期所发生的种种变革，如何在中国以至世界历史上给这些变革一个合适的历史定位，这是自孔子以来无数学者反复求索的问题。该书分类梳理了春秋战国时期的历史变迁，用细致的笔触记述了这个时期的新变化、新现象，描述出中国早期国家蜕变并走向成熟的壮阔画卷：由统治据点到领土国家，由分封到郡县，由贵族政治到官僚政治。该书认为，所有这些连锁式发生的重大变化，其实质是“服”制的解体，而非井田制的瓦解。用履亩而税和按乘丘出兵赋取代了直接劳役和实物贡纳，早先的超经济强制手段被以土地为主的经济杠杆所取代。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早期国家才终于排挤出从原始母体中遗留下来的浓重血缘成分，发展成为建立在政治关系和地缘关系之上的相对成熟的国家。
历史是复杂的，从不同角度观察，会呈现出不同面相。对历史的诸多面相进行研究是必要的，因为破解历史真相有赖于具体历史知识的积累与拼合。许多历史学者兀兀穷年，专注于历史的一个或几个面相上，得道之一偏。拨开纷纭万千的历史表象，直击其本根者却较少。该书初版时，作者就以深厚的史学功底和强大的理论驾驭能力赢得学界瞩目。近30年过去，修订本中这两项特质更发挥得淋漓尽致。
材料方面，全书致力于将先秦两汉文献、金文、甲骨文及考古发现中有关“国”“野”问题的材料搜罗殆尽，并广泛援引民族学、人类学的记录与研究；修订本又补充了数量可观的新出材料，特别是金文资料。理论方面，辩证运用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紧扣其精神内核，将超经济强制作为人类社会进入文明时代以后第一种社会经济形态的本质特征。众所周知，马克思、恩格斯探索人类社会早期历史，是为了解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何而来的问题，故而他们关注的重心，始终是基层劳动者的身份问题，亦即统治者通过何种方式剥削被统治者。但因时代的局限——19世纪西方学界对上古中国的了解有限，导致经典著作中较少谈及中国；而在迻译马克思主义重要概念时，也因借用汉籍术语而出现理解上的偏差。何为奴隶制，何为封建制，意见分歧甚大，积百余年仍莫衷一是，便与对这两个词语的理解不同有关。
历史发展早就告诉我们，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时，必须抓住其精神实质。作者对马克思主义的运用，不拘执于个别著作中的一词一句，而是通盘考察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反杜林论》等经典著作中的相关论述，注重总结其精神内核，故而其完成的早期中国国家构造与发展的体系建构，在理论上具有正本清源的意义，不仅对中国的上古历史研究，而且对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均具有重要价值。
（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