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胜前教授《史前中国的文化基因》（《读书》杂志2020年第7期）一文，基于独特的考古学视角，归纳了中华民族在悠久文明史中逐渐凝聚起来的吃苦耐劳、包容、和平或平和、整体性思维、合群、雅致等文化基因。中国文化基因包含众多，蔓及中国文化数万年的发展脉络，尤与近万年来由农业生产所引发的社会变革密切相关，仅凭一篇文章殊难做完备的介绍和阐释。故其后，陈胜前撰著了《中国文化基因的起源：考古学的视角》（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1年4月版）。这部著作的写作和出版，同新冠肺炎疫情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这场人类同病毒的战争中，不同国家的应对策略，使很多人对“民族性”有了全新考虑。为什么在防疫过程中，中国有着近乎“标准答案式”的表现，一些国家却深陷泥沼难以自拔？我们是否应当重新审视中国—西方、落后—先进的固有印象？中国式处理方式的长处在哪，根源又在哪？正如该书作者所言，考古学擅于利用物质文化遗存探索具有超长时间尺度的历史。讨论中国的文化特质或文化基因，不仅需要从现实出发，更需向历史时期，乃至向史前时期去探寻，这时就必须用到考古学的知识和手段。

　　考古学进行文化基因研究的前提

　　经过一百年的积累，考古学为探寻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的源头提供了丰富材料和重要途径。适逢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的文化正在转型、复兴，同时也面临着新的挑战。探讨中国文化基因的起源，不仅成为考古学本身的问题，也成为中国当代文化建设的重要问题。

　　全书以文化基因作为前后贯穿的逻辑链条。前三编围绕学理和学科知识等展开叙述，文化基因是其中伏延的暗线。至最后一编，所有论题总入文化基因的主旨之下。由表及里、由浅入深，显出作者的思虑和学术功底。

　　考古学自诞生以来，其思维模式和理论范式经历了几次大的转向，但不论如何，考古学研究最根本的还是从物质遗存出发展开推理。以物为研究对象构成考古学研究的两大特征之一。《物里面有什么？》提出，只要考古推理的手段不断发展，物里面就能提取出更多信息。换句话说，物里原本无所包含，但又无所不包。考古学的另一个特征是拥有长时段的眼光，其研究贯通整个人类的历史，赋予了考古学者超越地域和时间的洞察力。此即作者所谓“长时段的魅力”。这两点是考古学进行文化基因研究的前提和基础。

　　文化基因是一个历史的命题。人类与其他动物不同的地方在于文化，文化又可大致划分为从技术到社会再到意识形态三个层次，恰好对应了人类在应对困难时向外求、向社会求、向内求三种策略。围绕文化的每一层次，作者各以两三篇文章为案例，做了深入浅出的介绍。作者在《瘟疫的考古学思考》《技术、社会与后果》中谈到，瘟疫事件在考古学中不乏例证，其缘由多和农业群体高度社会化的特征密切相关。历史上，中国先民不时会受瘟疫侵害，却也因此发展出与自然界平衡相处的方式。技术和社会的发展有时则会带来战争、剥削和阶级等无法预料的后果。在古代中国，以对地方多样性的尊重来维系政治上统一的局面、求同存异，经过实践证实是高效并值得借鉴的方式。

　　农业起源也是考古学的一个主要研究领域。作者认为，农业对人类社会的改变是巨大的，农业或称食物生产的本质就是控制。与具有高度流动性的狩猎采集群体相比，食物生产需要一群人在一片土地上长期耕耘经营、繁衍生息。对农业生产本质的概括解释了此后社会等级、出生和血统等全新身份表征的出现；紧接着，国家和文明的诞生也呼之欲出。由此，作者提出中国文明体系的格局是在一万年前后奠定的观点。

　　文化基因致力于自身复制与传承

　　所谓文化基因，是指长期存在的某种文化特性，它由来已久，时不时出现，决定了一个群体的身份认同。将文化中那些长期稳定存在的结构提炼出来就是文化基因。作者相信，人类文化也具有和生物类似的发展趋势，即符合进化的设想。这样的想法源于英国生物学家理查德·道金斯提出的“双重进化理论”。按照双重进化理论，生物变化的来源是基因突变、重组与迁移；文化变化的来源则在于创新、综合、迁移和扩散，两者具有近似特征。但文化又因具有不同层次的复杂系统，表现为文化基因则具有片段性、中性、多层次、可以不断创造、不断传递等特征。相较于更偏向结构主义、更静态的文化传统、文化特质等概念，“文化基因无疑能够更好地解释人类文化的根本属性，解释人类文化的传承与变化机制”。就像生物学上的基因不断通过复制完成自身的延续，文化基因同样致力于自身的复制与传承，由此构成一个民族、一个群体的身份认同。

　　该书对中国文化基因的精神内核做了单独讨论，中华文化精神，简称“文心”，其核心内容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中华民族能够生生不息，正是因为文心不灭。追溯中国文化基因的早期根源，至少可至农业最初起源的新石器时代早期。作者推言，中国文化基因的形成或许更早。在旧石器时代考古学中，有一道著名的“莫维斯线”，以其为分界，东亚的砍砸器与砍砸工具组合显示出东亚地区在旧石器时代文化发展连续的、稳定的传统，这与莫维斯线西侧的阿舍利传统截然不同。这样的设想不无道理，但仍需更加充分的理论和材料支撑。

　　该书下编谈到当前社会的热点话题，其中蕴含的内核在于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的碰撞，文化基因的断裂与继承等深层次考虑。作者从考古学的角度出发，表达了对形式与文化的关系，物质与物质性、内卷化、云直播等问题的见解。这些文章集中体现了作者浓厚的现实主义关怀。

　　考古学的终点不是科学

　　当代考古学中最深层的矛盾之一是科学和人文的对立。过程考古学最核心的理念就是让考古学立足于科学之上，建立“作为科学的考古学”；而富有人文色彩的后过程考古学认为并不存在客观的考古材料，物质都是包含意义的，此即作为人文的考古学。

　　作者在书中对这两种思想进行了重构。他认为科学与人文相伴相生，没有人文思想就没有科学，没有科学就没有当代人文反思。同时坚持认为考古学的最终目标不仅仅是一门科学，更应是文化，一项促进文化发展的事业，因而作者提出了作为文化的考古学。以文化为出发点，作者阐释了考古学三大问题：人类起源、农业起源与文明起源，同时也对这些问题进行发散式思考，涉及三大问题中的一些重要话题，如人的社会性、史前经济学、社会权力的空间表达、文化与生态之间的关系等。以人为中心考察人类过去，是该书人文关怀的集中体现。

　　作者认为，考古学在历史与现实之间应保持一种张力。这一观点更接近后过程考古学的理念——批判过程考古学中虚幻的科学纯洁性，批评考古学家对话语权的垄断，批评考古学不可能实现的乌托邦式的目标。作者认为，作为文化的考古学应以作为科学的考古学为基础，以文化建设为目标，满足人们的文化生活需要。同时，作为文化的考古学也是一种社会实践。作者呼吁：考古学者对现实的关怀不可或缺，考古学应为理解、构建中国自身文化作出贡献，在未来中国文化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

　　中国考古学是作为文化的考古学，这与作为人类学的考古学，或同时作为历史学、人类学和科学的考古学的定位，有着明显差别。该书的重要意义，在于承袭了中国考古学一贯的以揭示中华文明发展脉络为目标的追求；开拓了以考古学理论方法叙说现实、阐释现实的新的研究思路；尤其是将历史与现实、文化与民族串联，增进了人们对自身民族和文化的理解，提升了民族凝聚力、民族自豪感，亦将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历史、了解中华民族。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