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发展史就是一部不断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理解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关系的历史，亦是人类不断认识技术、变革技术、创新技术的技术哲学思想史。哲学对技术的反思不是突然发生的，而是伴随技术本身的历史发展，是技术在历史演进中思想累积的结果。“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关于技术的哲学思考也必然要纳入历史的主流之中。《技术哲学思想史》（陈凡、朱春艳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年10月版）既是东北大学哲学学科在技术哲学领域研究长期积累的成果，也是对国际技术哲学发展历程的一次重要梳理。相较已有成果，该书呈现出鲜明的特征。

　　结构上，兼具宏大叙事的系统性与开放性。技术哲学史的写作与编辑本身是一项宏大叙事的哲学工程，需要对不同国家中各类技术哲学流派思想的起源与发展进行准确把握。要做到这一点，不仅需要具备深厚的哲学理论基础，更要具有高屋建瓴的开阔视野，能够从宏观上系统把握技术哲学思想发展的整体脉络。

　　该书以中国传统文化中“由技入道”的技术哲学思想为开篇，以中国当代技术哲学思想为收尾，中间贯穿以古希腊如何理解技术为开端的整个西方技术哲学思想发展史，从编排上具有借他山之石攻本土之玉的意向。从本土的技术哲学出发再回到中国技术哲学，使我国技术哲学在始终具备国际视野的同时，实现自身发展。各章内容既揭示了国内外技术哲学形成、发展变化的历史过程，又在逻辑上揭示出国内外技术哲学发展的内在联系与发展规律，看似均可独立成文，但抛却其中任意一章，整个历史脉络框架便不再完整，体现出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方法论原则，展现出对技术哲学发展宏大历程的系统性把握。

　　当代中国技术哲学研究通常有两条路径，其一是立足中华文化的技术哲学研究，其二是对西方技术哲学引介的同时进行中国本土化研究。该书兼取两条路径的精华，将中华传统文化中的技术哲学研究置于开篇，而后贯穿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东北大学科学技术哲学学科关于国外技术哲学的研究成果，同时遵循包容开放的编写原则，邀请技术哲学界青年英才加盟撰写，并在结语部分从技术与其相关概念、技术的人性本质与技术的进化发展三方面揭示了技术哲学伦理转向的内在必然性，为当代中国的技术哲学发展指明了方向，不仅做到立足本来、古为今用，亦做到了吸收外来、洋为中用，是对陈凡教授一贯主张的“没有对外开放就没有发展”的技术哲学研究原则的坚持，推动中国技术哲学发展“面向未来”。

　　内容上，兼具学术研究的规范性与创新性。编者采取与西方哲学史分期基本一致的时期划分，论述各个时期的技术哲学思想。从古希腊对技术概念的理解开始，全面梳理了从苏格拉底至黑格尔的技术哲学思想；对西方现代技术哲学部分，则从自卡普以来所形成的工程学的技术哲学与人文主义的技术哲学两大传统入手展开论述，同时兼论技术哲学研究中的技术无政府主义、技术乐观主义等四种技术形态，以及包含技术决定论在内的三种技术论，在对以往西方技术哲学思想进行梳理整编的同时，深入辨析不同时期技术哲学理论流派的不同思想，尝试展现整个西方技术哲学思想发展历程的不同方面，文风朴实无华，内容深入浅出，具备较强的学术规范性。

　　在创新性方面，通过“道与技的关系”建构了一个以中国传统“心的思维”方式为主要导向的技术哲学框架体系，阐释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存在的技术本体观、功能观、价值观等八类技术观，并以西方近代技术引进中国后与中国传统技术文化观念的“天与人”“体与用”等五大冲突为线索，论证了我国古代与近代技术哲学发展始终受到传统文化观念的文化制约，提出我国应开展对技术文化观念的研究。又如，将西班牙语国家的技术哲学思想首次引入我国技术哲学研究领域，单辟一章介绍西班牙语国家技术哲学的人文主义传统、西班牙语国家技术哲学的当代转向，以及当前西班牙语国家技术哲学的前沿发展问题，拓宽了我国技术哲学研究的全球视野。

　　形式上，兼具思想研究的统一性与多样性。自现代技术哲学思想产生之时起，不同国家、不同流派便具有不同的研究特色与研究重点，因而使得现代技术哲学界呈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鲜明特征。全书对各家各派技术哲学思想兼容并包且多方并举。从宏观视角看，涵盖多国、多派、多年研究结晶；从微观视角看，书中不同国家与流派的技术哲学思想，均是各学者“十年磨一剑”的理论研究成果，体现出学术思想研究的多样性与丰富性特征。

　　该书编写又具有显著的统一性特征。这种统一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不仅遵循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在内容的选取上也加大了对国内外马克思主义技术哲学理论的研究。从现代西方技术哲学开端处挖掘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技术哲学资源，并把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每个时期，包括苏联时期的马克思主义技术哲学发展、国外马克思主义各流派的技术哲学思想，以及中国当代技术哲学进行详细阐发。二是坚持史论结合、论从史出的写作原则。在论述时，按照每一哲学流派或理论的基本内容、代表性人物代表性观点介绍、简要评论的框架展开，重点突出、详略得当。如第九章“现象学的技术哲学思想”首先从历史与逻辑两个角度阐明了现象学分析技术的必然性，接着探讨了海德格尔对技术根本问题的现象学分析、伯格曼的“装置范式”理论，以及伊德对“人—技术”关系的四种分类，并在最后从现象学“实事”“意向性”“存在”等基本概念的晦涩与易混出发，分析并评价了现象学对技术分析的局限性。

　　总之，该书通过理论关涉现实，通过历史观照当前，是一部对技术哲学发展的历史回溯与当代发展的寻径之作，对今后国内外技术哲学研究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和社会影响。

　　（作者单位：东南大学哲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