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史与秦文化研究对于认识中国历史文化进程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公元前221年，秦王嬴政完成了统一大业，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高度集权的“大一统”的专制主义帝国。这是东方史乃至世界史上的重大事件。秦统一改变了中国史的走向。秦政也对中国帝制时代的政治格局形成了规范性的影响。秦王朝执政短暂，公元前207年被民众武装暴动推翻。秦短促而亡，其失败，在后世长久的历史记忆中更多地被赋予政治教训的意义。然而人们回顾秦史，往往都会追溯到秦人从立国、崛起，逐步走向强盛的历程，也会思考秦文化的品质和特色。代代学者就此进行了长期的认真的研究，得考古发掘收获等多重证据，相关认识不断深入。中国文史出版社近期推出的《秦文化丛书》，就是值得关注的新的学术成果。

　　秦人早期曾经以畜牧业作为主体经济形式。《史记·秦本纪》说秦人先祖柏翳“调驯鸟兽，鸟兽多驯服”，《汉书》则作“育草木鸟兽”“养育草木鸟兽”，经营对象包括“草木”，暗示农业和林业在秦早期经济形式中也曾经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秦人起先在汧渭之间的地方建设了畜牧业基地，又联络草原部族，团结西戎力量，国力逐渐强大，后来向东发展，在雍定都，成为西方诸侯国家，与东方列国发生外交和战争关系。秦国的经济进步，有利用“周余民”较成熟农耕经验的因素。秦穆公时代“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广地益国，东服强晋，西霸戎夷”，是以关中西部地区作为基本根据地实现的政治成功。

　　秦统一的实现，后人称之为“六王毕，四海一”。其实，秦始皇完成统一的空间范围，并不限于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原战国七雄统治的地域，亦包括对岭南珠江流域的征服以及“西北斥逐匈奴”的成功。《史记·白起王翦列传》记载，“（王翦）虏荆王负刍，竟平荆地为郡县。因南征百越之君”。从时序看，事在王贲、李信“破定燕、齐地”及“秦始皇二十六年，尽并天下”之前。远征南越，无疑是秦统一的战略主题之一。而蒙恬经营北边，又“却匈奴七百余里”。南海和北河两个方向的胜利进取，使得秦帝国的版图远远超越了秦本土与“六王”故地的总和。

　　对于秦富国强兵，终于实现一统的具体条件，可以进行技术层面的思考。我们注意到秦国在水利经营、交通建设、机械发明、动力革命等方面体现的优势，实现了国势上升，成为在军事竞争中势不可当的重要因素。而管理方式的进步与铁质工具的普及，也表现出对东方六国的超越。秦的学术文化倾向特别注重实用之学的特点，与这一历史现象有关。秦在技术层次的优胜，使得秦人在兼并战争中能够“追亡逐北，伏尸百万”；“宰割天下，分裂河山”，最终“振长策而御宇内”“履至尊而制六合”。当然，正如阎步克先生在《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中所指出的，“秦国专制君权较早就发展出了相当之高的政治控制和社会动员能力”，能够“有效地规范行政秩序和官员行为”，“保证行政机器的精密运转”，也是秦成功实现统一的非常重要的原因。若干合理的行政和监察措施，据秦执政者的自我宣传，“使秦国成为战国七雄中政治最为清明的国家”，这当然也是秦能够“武威旁畅，振动四极，禽灭六王”的重要条件。

　　秦王朝的专制统治表现出高度集权的特色，其思想文化方面的政策也具有与此相应的风格。秦王朝虽然统治时间不长，但是所推行的文化政策却在若干方面对后世有规定性的意义。子思作《中庸》，引述孔子的话：“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书同文”，成为文化统一的一种象征。但是在孔子的时代，按照儒家的说法，有其位者无其德，有其德者无其位，“书同文”实际上只是一种空想。战国时期，“书”不“同文”的情形更为严重。正如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叙》所说，“诸侯力政，不统于王”，天下分为七国，“言语异声，文字异形”。于是，秦灭六国，实现统一之后，丞相李斯就上奏建议以“秦文”为基点，欲令天下文字“同之”，凡是与“秦文”不一致的，统统予以废除，以完成文字的统一。历史上的这一重要文化过程，司马迁在《史记·秦始皇本纪》的记载中写作“书同文字”与“同书文字”，在《史记·六国年表》与《史记·李斯列传》中分别写作“同天下书”“同文书”。秦王朝的“书同文”虽然没有取得全面的成功，但是当时能够提出这样的文化进步的规划，并且开始了这样的文化进步的实践，应当说，已经是值得肯定的伟大创举。

　　秦统一之前，区域文化个性鲜明。李学勤《东周与秦代文明》将东周时代的中国划分为中原、北方、齐鲁、楚、吴越、巴蜀滇、秦7个文化圈。关于其中的“秦文化圈”，论者写道：“关中的秦国雄长于广大的西北地区，称之为秦文化圈可能是适宜的。秦人在西周建都的故地兴起，形成了有独特风格的文化。虽与中原有所交往，而本身的特点仍甚明显。”论者指出战国晚期“秦文化的传布”这一时代特点，“秦的兼并列国，建立统一的新王朝，使秦文化成为后来辉煌的汉代文化的基础”。秦的统一“是中国文化史上的重要转折点”，继此之后，汉代创造了辉煌的文明，其影响，“范围绝不限于亚洲东部，我们只有从世界史的高度才能估价它的意义和价值”。理解秦文化影响长远的意义，应当重视“从世界史的高度”进行考察。

　　《秦文化丛书》编者在写给我的一封信中，以热诚的语言表达了对于秦文化研究充满责任意识的殷殷之心：“三年前的春天，我们启动了《秦文化丛书》（十卷本）的编撰工作，目的是比较全面而系统地对秦文化予以梳理，并以一卷一题的形式，给大众提供一套比较全面而系统，阅读也少有障碍，能对秦文化有一个大概了解或大概印象的简明或通俗读本。当然，也有远一点的理想期望，就是雅俗共赏。秦文化博大精深，远不是十卷所能穷尽的……诸先生板凳甘坐十年冷的治学精神，更是当今社会稀罕而亮丽的风景，给浮躁的风气提供了镜鉴，也增添了我们看未来的希望和光明。”读到这里，我作为以秦文化作为毕生主要研究方向之一的学者，不能不深心感动。

　　《秦文化丛书》涵括历史卷、地理卷、军事卷、人物卷、制度卷、思想卷、文献卷、考古卷、典故卷、文化卷十卷。总体说来，对秦文化的考察和说明比较全面，视角大致是全方位的。研究成果各有新见，虽亦互见得失，然而坚持实证原则的学术风格是值得肯定的，其治学精神当得起“当今社会稀罕而亮丽的风景”的赞扬。学者们的“劳苦付出”尤其值得尊重。

　　（作者单位：西北大学历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