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有的年轻人来说，俄苏文学已是一个遥远的存在，不论从客观时空来说，还是就主观心理距离而言。在他们眼中，俄苏文学就是零度的他者，是无关生命情态的文字，在心中激不起半点涟漪。他们无从想象俄苏文学曾对20世纪中国产生过全方位的辐射与影响力，更不会发出蓝英年先生“那么远，那么近”的感慨。俄苏文学曾经影响20世纪几代中国人看世界的眼光和思维方式。面对这笔巨大的精神遗产，由于种种原因，国内学术界并未进行充分、集中、公开、理性、态度鲜明的反思与继承。

　　李建军研究员80余万字的《重估俄苏文学》，试图回答以下几个问题：我们应该如何理解和吸纳俄罗斯文学的伟大经验？如何掌握包含在其中的那些可靠的经典文学标准？俄罗斯古典文学与苏维埃俄罗斯文学之间的转向和断裂，到底是怎样造成的？又该如何克服这两种文学之间的矛盾，从而实现与伟大传统的弥合与接续？

　　进入这80余万字所建构的世界不容易，我们不妨以南京大学丁帆教授的随笔集《知识分子的幽灵》为路标，尝试把握《重估俄苏文学》的理论脉络与思想诉求。重估、俄苏文学、知识分子、幽灵，书名所拆开的四个关键词，可以当作该著的关键词。不难发现，知识分子的幽灵就是作者进行研究与书写的内在动力与核心精神。这种幽灵说，让人想起《哈姆莱特》中老哈姆莱特王的幽灵意象，游荡在我们上空，无法烟消云散。对于王子哈姆莱特而言，父亲的幽灵是一种负担，经常压得他喘不过气来，无法承受又必须承受。这幽灵的交代，乃至幽灵的身份，我们的忧郁王子不是没有怀疑，毕竟这惊天霹雳的交代关乎哈姆莱特未来的命运走向。他通过事实确认了幽灵的交代，在犹豫、徘徊、延宕中完成了幽灵之所托。相比哈姆莱特，我们面对的则是“精神的遗嘱”。为完成幽灵之所托，哈姆莱特把自己也搭进去了。面对俄苏文学的遗产，其实亦有风险，毕竟凝视他者也是在凝视自我。对此，作者进行了有原则高度的重估，这种原则高度体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是厘清“俄苏文学”这个概念。作者将俄罗斯文学分为两个板块：19世纪的古典俄罗斯文学与十月革命之后形成的苏维埃俄罗斯文学，即“俄罗斯文学”与“苏俄文学”，而“俄苏文学”是这两类文学的统称。俄罗斯文学充满了宗教热情和道德诗意，表现出深沉的爱和人道主义精神，显示出对抗权力的现代民主气质，具有自觉的批判精神和尖锐的讽刺倾向。苏维埃文学则有一种英雄情结，有一种热情、饱满、浪漫的精神，总是以自信的态度积极面对生活，试图改造一切、战胜一切、征服一切、重建一切。该书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分析它们之间的个性差异和复杂关系，创制这一概念是作者理性审视的前提，而不是为了陌生化以博人眼球。

　　苏维埃文学对俄罗斯文学传统的“接续”，并不仅仅是简单的断裂，作者也不是简单地肯定“俄罗斯文学”，否定“苏俄文学”。比如，他高度肯定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扎米亚金的《我们》，以及阿列克谢耶维奇的“巨型人道主义叙事”等。因为这些作品努力恢复或接续了俄罗斯文学的精神传统，即拷问“谁之罪”的传统、探讨“怎么办”的传统、思考“谁在俄罗斯能过好日子”的传统，具体的内容呈现就是“自然派”、人道主义、对被侮辱与被损害的这类小人物命运的关注，以及文本散发出的朴素而丰富的诗意性。

　　其次是构建了俄苏作家与评论家的评价标准。俄苏作家是俄罗斯文学的心魂，这些作家没有简单地把自己定位成一个讲故事的人，而是一个关注国家命运，关注俄国往何处去的启蒙知识分子。他们作为启蒙者、作为时代精神的批判者和引导者、作为社会良心而存在着。一句话，书写于他们而言，是为了改造社会、思考人生、反思时代。

　　这种多重身份，使得他们的作品呈现出巨大魂灵的战栗，自然也使19世纪俄国文学在整个世界文学史的格局中处于“塔尖”的位置。如赫尔岑在《往事与随想》中说：“他们所想的，所关心的，不是自己的社会地位，不是个人利益，不是生活保障；他们的整个生命，他们的一切努力，全部贡献给了没有丝毫个人利益的共同事业；一些人忘记了自己的财富，另一些人忘记了自己的贫穷，为了解决理论上的问题，前进不息。”作者并未简单地把他们看作纯文学的写作者和批评者，而是把他们作为知识分子、作为启蒙思想家来看待。当然也只有放在知识分子、启蒙思想家的装置中，他们及其作品的价值才能被有效地重估。比如，作者认为别林斯基写给果戈里的公开信《与友人书》，就是一种必不可少的思考坐标。

　　最后是试图让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生与发展同俄苏文学建立起对话关系。俄苏文学对中国现当代文学产生过深远影响，不论文学观念体系，还是文学管理模式。俄苏文学有的一些毛病，自然也在中国现当代文学身上有所呈现。作者在书中写道：“离开俄罗斯，中国自晚清以来的近现代历史，根本就无法说清楚；离开俄罗斯和俄罗斯文学，中国现代文学和中国当代文学中的许多问题，尤其是当代文学的起源问题和观念体系的形成，也根本无法说清楚。完全可以说，20世纪的中国当代文学，就是苏维埃俄罗斯文学投下的影子，就是它漾出的涟漪。”立足20世纪的中国文学经验，重估俄苏文学很有必要，它有利于反思、调整我们自己的文学意识和写作模式。

　　这种有原则高度的重估，可以说是鲁迅意义上的抉心自食。对作者而言，俄苏文学不是一个纯粹的文学问题，更非理性的客观知识，而是一种血脉相连的哺育与被哺育关系，作者喝着俄苏文学的乳汁长大，精神上可以说是俄苏文学之子，终其一人努力，恐怕都无法抹去俄苏文学在其精神上的烙印。无法抹去不代表不应该去反思。稀里糊涂地吞食、不做理性与公开的审视，不是做学问的表现。罗曼·罗兰曾在《约翰·克利斯朵夫》中说：“人生有一个时期应当敢于面对不公平，敢把跟着别人佩服的敬重的东西——不管是真理是谎言——一概摒弃，敢把没有经过自己认为是真理的东西统统否认。所有的教育，所有的见闻，使一个儿童把大量的谎言与愚蠢，和人生主要的真理混在一起吞饱了，所以他若要成为一个健全的人，少年时期的第一件责任就得把宿食呕吐干净。”“呕吐宿食”既是理性的反思，也是自我的启蒙，如此这般才是一代人走向成熟的标志。

　　（作者单位：南京晓庄学院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