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是史圣司马迁的故乡。作为司马迁的同乡，张新科教授从青年时代起就确定以《史记》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而在《史记》学这片学术领域，《史记》与中国文学的关系又是他始终关注的一个重要论题。经过多年辛勤耕耘，继《〈史记〉与中国文学》（商务印书馆2021年1月版）后，他又推出另一部著作《〈史记〉文学经典的建构之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年3月版）。全书在2000多年广阔的历史文化背景下，揭示了不同时代《史记》文学接受的不同特征，展现了《史记》文学经典化的历程。

　　《史记》文学地位奠定于唐代

　　《史记》一开始并不是文学典籍。读过《史记·太史公自序》的人都知道，太史公父子著述《史记》的初心，是以《史记》上继孔子《春秋》，而经过公羊学派解说的孔子《春秋》，是汉武帝所尊五经中最重要的治国经典。《汉书·艺文志》作者深知太史公之意，他将“《太史公》百三十篇”著录于六艺略《春秋》类。按照这种文献处理方式，《史记》就被视为《春秋》经典的传记。那么，《史记》是如何从五经传记走向文学经典的呢？作者抽丝剥茧，认为儒家经典在东汉末年的衰微、文学观念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建立，以及文史之间的互动分立，是《史记》从五经传记走向文学经典的几个重要因素。

　　在两汉经学兴盛的历史条件下，文学与史学均被经学所遮蔽，直至东汉末年，经学由鼎盛走向式微，文史才摆脱儒家经学束缚而各自独立。梁代阮孝绪《七录》受《史记》纪传体影响而设“纪传录”，《隋书·经籍志》则以经史子集四部进行图书分类，《史记》被列入史部的“正史”，由此，《史记》从儒家经学传记走向史学名著。文史在走向独立过程中展开互动，《史记》的文章学价值开始受到重视。

　　作者认为，《史记》文学地位的奠定在唐代，他列举了大量一手资料以证其说。如唐代古文大家韩愈、柳宗元都激赏太史公文章，并在各自古文创作中汲取《史记》文章的成功经验。韩愈在《进学解》中称自己熟读“太史所录”，在《答刘正夫书》中称“汉朝人莫不能为文，独司马相如、太史公、刘向、扬雄为之最”。韩愈“不平则鸣”文学思想的灵感，就直接来自太史公“发愤著书说”。韩愈本人的古文创作深受《史记》影响，清人刘熙载在《艺概·文概》中就称“太史公文，韩得其雄”。唐代另一位古文大家柳宗元热烈推崇《史记》文章，他用“峻”“洁”来概括《史记》文章风格，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说“参之太史以著其洁”，在《与杨京兆凭书》中说“峻如马迁”。刘熙载在《艺概·文概》中称“昌黎谓柳州文雄深雅健，似司马子长”。宋代李塗《文章精义》、吴子良《荆溪林下偶谈》，元代刘壎《隐居通议》、程端礼《昌黎文式》，明代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等著作，均具体指出韩、柳古文与《史记》文章间内在的艺术联系。通过运用详赡的文献资料，该书令人信服地证明了《史记》在唐代成为文学经典的观点。

　　审美效果、意义阐释与经典影响

　　由于文学作品经典化取决于后人对其文学价值的认识和评价，因而，在《史记》文学经典建构过程中，各个时代的《史记》读者始终是主体。《史记》经典建构过程长达2000多年。从读者构成看，有各个时代的政治家、哲学家、史学家、文学家、学者等；从历代评价《史记》文献的文体看，则包括史书、诗歌、散文、话本、戏曲、小说、学术论著、笔记、书信、序跋等。这些不同时代的读者，通过阅读、评价与接受，一步步将《史记》推上文学经典的“宝座”。面对历代如此丰富复杂的《史记》文学经典化文献材料，如何去驾驭、处理？作者找到一个论述框架，他将所有关于《史记》文学经典化的文献材料划分为三个层次：普通读者阅读欣赏《史记》的“审美效果”、评论家对《史记》的“意义阐释”、文学家对《史记》学习而进行创作的“经典影响”。《史记》文学经典的建构之路，就是这三个层次不断积累、互动、叠加、深化的历史。

　　兹以作者对宋代的论述为例。作者首先指出，宋代实行重文抑武的政策，为《史记》的传播与接受创造了有利条件。宋朝君臣通过读《史记》鉴古知今，《史记》被列入科举考试内容，极大地促进了《史记》的传播与阅读。真德秀《文章正宗》、陈仁子《文选补遗》等古文选本都被选入《史记》名篇，并加以评点，增添了《史记》的审美效果。宋代在《史记》意义阐释方面成果辉煌，出现了著名的“三通”——司马光《资治通鉴》、郑樵《通志》和马端临《文献通考》，它们均给予《史记》很高的学术评价。宋代涌现了《班马异同》《史记法语》《班马字类》《史记详节》等一批《史记》专门研究论著，此外有一大批学者在书信、序跋、笔记、随笔中发表《史记》评论，仅《史记评林》所收录的宋人《史记》评论，人数就达47位之多。这些论著对《史记》文章风格、语言、章法结构、韵味做出精彩评论，如苏洵第一次揭示了《史记》人物传记的“互见法”，这些评论对推动《史记》研究有不同程度的启示意义。在经典影响方面，宋代影响最大的两种文体——宋词和散文，或广泛从《史记》中取材，或歌咏《史记》传记中人物。其他文体也受到《史记》影响，如戏剧中开始出现《史记》剧目，将《史记》故事搬上舞台。

　　通过论述，作者详细梳理了散见于宋代古籍中的相关材料，体现了执简驭繁的学术能力。在《史记》研究史上，明清时期的资料愈加丰富，作者仔细探究，按照上述三个层面把经典化的线索勾勒得非常清晰。当然，现当代的《史记》文学经典建构与古代相比，社会性质、文化背景、研究方法等发生了新的、质的变化，成果更加突出，该书对此有全面论述。《史记》作为中国文化的代表，唐前就传播到海外，海外《史记》文学研究也是不可忽视的一个方面，书中也设立专章予以特别关注。

　　（作者单位：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中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