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建设海上合作设想》首次提出构建三条蓝色经济通道，其中一条是“经南海向南进入太平洋，共建中国—大洋洲—南太平洋蓝色经济通道”。蓝色经济通道倡议提出后，学界迅速跟进，相关研究成果接续问世。由梁甲瑞著、2022年4月出版的《中国—大洋洲—南太平洋蓝色经济通道构建研究》一书便是其中一种。

　　作者认为，蓝色经济通道绝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海上航线、能源运输航线或战略岛屿，亦不完全等同于海上战略通道，而是一个基于人类命运关切的海上合作大平台；它具有安全、政治、经济、地理、文化等多层面含义，致力于可持续性地利用海洋资源，实现全人类可持续发展；它重点关注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

　　作者对这一概念的考察与理解主要基于以下三点：其一，海洋是一个合作大平台。海洋之大，不仅可以容纳大国或强国，也可以容纳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海洋是自由和开放的空间，不是某个大国的所谓内海或某些国家所称的后院；海洋是和平与安全之所，不是某些国家横冲直撞、炫耀武力、宣示霸权的场域；海洋存在自然法则和国际法，不适用某些霸权国家的国内法或搞小集团的“帮规”。其二，强调蓝色经济通道的复合含义。以前谈到海洋通道，人们会不自觉地把它与大国博弈、海盗猖獗、非法移民、毒品走私等地缘战略或违法犯罪活动等联系在一起，而且过多地强调政治、安全、经济等层面的含义。蓝色经济通道下的海洋不仅是商品运输通道、经济发展通道，而且是文化交流通道、传播友谊的通道。其三，把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放在重要位置。在国际关系或国际政治中，抑或在全球化进程或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中，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几无例外处于边缘或末端位置。在西方种族主义根深蒂固以及霸权思想依旧强势的语境下，这种状况很难改变。在构建蓝色经济通道中，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理应拥有一定话语权。通过构建蓝色经济通道以及利用蓝色经济通道，这些国家能够主动参与其中并分享发展机遇。

　　如果把蓝色经济通道划分到区域国别研究领域或区域国别学，相信很多单一学科无法解决的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鉴于这样的认知和判断，蓝色经济通道研究就带有多学科或跨学科属性。多学科或跨学科研究的一个显性特征就是它的时代意识和前沿意识，以及对研究对象现实意义的关注。这一点在书中有显著反映。

　　在新冠肺炎疫情等公共卫生安全威胁层出不穷、陆地资源日渐枯竭、海洋环境不断恶化的背景下，很多学者开始思索生态系统失衡以及人类命运等问题。人类居住之地被大片水域所包夹。正因如此，水域生态系统一直被视为无限资源，甚至是废物的仓库。这显然是一个错误认知。与陆地开发相比，海洋开发较晚，而且潜力巨大，但这不能成为人类忽视海洋保护以及海洋综合治理的托词。让海洋来解决陆地上的问题成为一些国家瞒天过海的做法，这说明人类对海洋的认知尚不全面，更谈不上深刻，国际社会在海洋生态环境保护方面将面临日益严峻的挑战。

　　蓝色经济通道将世界各国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共走绿色发展之路，共创依海繁荣之路，共筑安全保障之路，共建智慧创新之路，共谋合作治理之路”。“共走”“共创”“共筑”“共建”“共谋”理念的具体内涵及其现实意义，在书中得到详尽的演绎与论证。构建蓝色经济通道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不仅涉及中国与大洋洲，而且涉及其他国家或其他区域；不仅涉及民族国家，也涉及国际组织；不仅涉及非政府组织，也涉及企业与个人；不仅涉及有关国家或企业的长期利益，也涉及它们的短期利益；不仅涉及环境因素，也涉及非环境因素。这就不难理解《蓝太平洋大陆2050年战略》对此做出如下申明：太平洋领导人认识到建构一个强大而有韧性的太平洋需要周密筹划。它必须确保社会、文化、环境以及经济的完整性。我们聚在一起制定2050年战略，我们将共同努力为实现一个蓝色太平洋大陆而不负众望。

　　该书提出的构建路径对于《“一带一路”建设海上合作设想》中提及的其他两条蓝色经济通道，即中国—印度洋—非洲—地中海蓝色经济通道、经北冰洋连接欧洲的蓝色经济通道的构建与发展，亦有一定的启发意义。这三条蓝色经济通道的构建与发展既有共性，也有个性。比较来说，中国—大洋洲—南太平洋蓝色经济通道的构建与发展难度较大。这条蓝色经济通道沿线国家较多，而且大部分是太平洋岛国。太平洋岛国属于世界最不发达国家之列，不仅国土面积小、人口少、经济总量小，而且现代国家治理水平不高。太平洋岛国需要通过发展来改变经济和社会发展长期落后的局面；而独特的地理位置以及脆弱的生态环境决定了其对发展道路的选择必然是可持续性和韧性的。这些现实问题的存在以及对发展的渴求与要求，使得中国—大洋洲—南太平洋蓝色经济通道的构建，更加契合这一地区总体发展战略理念和现实需求。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