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现代中国涌现出大批心怀天下的能人志士，其出入进退往往与彼时国家命运、政局波动、文化冲突息息相关，其人生经历折射出时代变迁。在近现代学术史、教育史上，唐文治是值得一提的重要人物。他既是持守旧学的古文家、理学家、近现代重要的国学传续者，又是成绩卓著的教育家、中国大学工科教育的有力推进者，他还曾担任晚清高官，是当时一些重要政治、社会事件的见证者、参与者。梳理唐文治的人生轨迹，不仅能深刻把握其品格、思想、学问、文章，还能借此观察近现代社会、教育和文化变迁的重要侧影。

　　考订以往年谱之误

　　唐文治撰有《茹经先生自订年谱》《茹经先生自订年谱续编》，陆阳撰有《唐文治年谱》。与以往年谱相比，由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刘桂秋编著的《唐文治年谱长编》（以下简称《长编》）一书材料更加丰富。编著者一方面从《茹经堂文集》中搜检出相关信息，订补谱主生平；另一方面从《申报》《锡报》《新无锡》及其他乡邦文献中辑出大量唐文治著述和生平资料，并通过与唐文治有交集者的文集（如盛宣怀《愚斋存稿》）、年谱（如《张元济年谱》）、日记（如王清穆《知耻斋日记》）、书信（如“盛宣怀档案”中盛宣怀与唐文治往还信札）及其他回忆文字，唐文治的生平言行得以充实，足见作者爬梳辑佚之力。

　　唐文治《自订年谱》虽因谱主自订而具有权威性，但不代表其中的记载完全准确。对于以“抵近历史真实面貌”为宗旨的《长编》编撰来说，史实纠谬的意义自然不可忽视。编著者自言填补、辨正唐文治生平资料中的空阙疑难和错讹谬误之处，是编撰《长编》的基本动机。考订《自订年谱》及以往记载之误，由此成为一项有价值的内容。如“商部奏呈朝廷，请拨西直门外乐善园地兴办农事试验场”一事，《自订年谱》系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长编》根据《政艺通报》《申报》和《清史编年》确定实际时间为光绪三十二年（1906）3月22日。唐文治任江苏教育总会会长一事，《自订年谱》系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8月，《长编》根据《张謇日记》和《教育杂志》确定实际时间为宣统元年（1909）8月。唐文治任江苏苏属地方自治筹办处总理一事，《自订年谱》系于宣统二年（1910），《长编》根据《申报》《政治官报》确定实为光绪三十四年（1908）之事。

　　深掘谱主人格学问

　　《长编》140余万字，对谱主生平言行记录极为详细。

　　唐文治一生可分为四个时期：28岁前，以受业于王祖畬、入南菁书院读书、参加科举并考中进士为重点。28—43岁，以在清政府为官及两次出行为重点。43—56岁，以担任上海高等实业学堂监督、校长为重点。56岁后，以担任无锡国专校长为重点。《长编》把握上述主线，围绕这些重要经历进行细化，使得全书重点突出，长而不冗。以第一个时期为例，唐文治在19—22岁之间参加过宁波辨志文会，对此《自订年谱》只有“课余作宁波辨志文会宋学课艺”的简略记载，《长编》则列出唐文治7次参加该文会课艺的情况。从中可见，唐文治不仅参加宋学课艺，也参加汉学课艺。21—24岁时赴南菁书院读书，《长编》根据《申报》、赵椿年《覃揅斋师友小记》、赵统《南菁书院志》梳理唐文治在书院的学习情况及其与老师、同学的交流。这些记录实可深化《长编》前言中“无锡国专更多继承的是南菁书院安守本分、精研学术的传统”的论断。唐文治28岁赴会试，《长编》从三场会试的时间、情况，到发榜、覆试、殿试、传胪、朝考，进行了详细记载。可以说，通过上述的内容细化，唐文治的求学历程（学问的增进、人格的养成等）得到完整呈现，这位晚清读书人的成长史更为鲜活、直观。

　　《长编》还载录了《自订年谱》《唐文治年谱》未提及的细小之事。如11岁时母亲对其“爱惜文字”的教育；约44岁时为痴迷机械之学的卫姓学生提供住宿和生活费用，助其专心研究。1901年唐文治随那桐出使日本，《长编》在按语中记录唐文治在宴会上昂然诵岳飞《满江红》一事。此类细小之事对全面了解谱主人格心性、精神格调不无助益。正如孙诒让在《冒巢民先生年谱序》中所说：“一二琐屑轶事，亦其精神所流露。”

　　以旧思想包容新知识

　　《自订年谱》的长处在于谱主以亲历者身份提供事件可靠信息。《长编》对于同一事件采录不同人、不同视角下的文献，力求客观展现事件全貌、性质及影响。

　　唐文治在担任上海高等实业学堂监督以来，先后设立电机、邮政专科，推进工科教育；并增设国文科，提倡国学、国文教育，长校期间编成《国文大义》《高等国文讲义》《论语大义》等著，曾在学校主持祀孔典礼。此外，他还重视学生的体育训练，在其倡导下，学校开展技击运动，组织学生参加足球比赛。对于唐文治长校期间之作为、贡献，《长编》有比《自订年谱》更详细的记载。1928年《申报》刊出天侠《谈上海之足球与乐华中锋戴麟经君》一文，赞扬唐文治推动南洋大学足球运动之功，并言“其注重国粹，理固其所；而提倡体育之热忱，竟不少逊”。然而，这并不代表所有人都持此看法。1919年夏，交通部上海工业专门学校以“举动激烈，志不在学”为由劝退学生侯绍裘。《长编》特摘录侯绍裘《我的参与学生运动的回顾》一文，文中自言因受到《新青年》影响，对唐文治倡导的尊孔祀孔、举办国文大会等行为不满，进而反对足球比赛，质疑唐文治“既然这样守旧，为什么又要迎合时尚，去提倡这种锦标主义的运动呢？”唐文治以理学大师、古文名家而推动工科教育、体育运动，守旧又趋新，此种反差在当时引起一些人的质疑。对此类事件的多角度记载，揭示出当时的思想冲突，唐文治治校反响由此得到更为全面的呈现。

　　阅读此书还能深化对唐文治思想独特性的认识。唐文治自言17岁时于性理文学初知门径，对传统的研习造就了他守旧的一面，但他又非空讲义理之人。38岁赴欧美时遍考他国制度，执掌上海高等实业学堂、无锡国专期间也时常致力于学校实务。对唐文治而言，所谓的旧与新，道德文章与实业实务，并不是彼此排斥的矛盾体。在那个前所未有的剧变时代，唐文治并未因现实的困难和新文化的冲击而放弃对道德、学问理想和文化传统的持守，反而将此种持守渗透到其教学思想当中。通读《长编》不难发现，唐文治不论如何重视实务、实学，他对学生道德人格的教育是一以贯之的，而道德人格的培养又往往从国学教育中来。1915年，唐文治为《交通部上海工业专门学校学生杂志》作序，将科学、实务等纳入颇具传统色彩的“文明”阐释架构之中。这篇文章或可说明所谓“旧学”实乃唐文治理解、应对这个剧变时代的重要思想资源。以旧思想包容新知识，或许正是唐文治身上的反差得以化解的内在原因。

　　（作者单位：江南大学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