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学者对方志学基础理论、编撰体例、学科建设等的探讨渐趋成熟，近年来的旧志研究则倾向于区域性、断代性和个案性，代表作有张英聘《明代南直隶方志研究》、胡玉冰《宁夏地方志研究》、顾宏义《宋朝方志考》、桂始馨《宋代方志考证与研究》等。相关论文则侧重于文本考释与价值分析。美国历史学者戴思哲撰著的《中华帝国方志的书写、出版与阅读1100—1700年》，是英语世界中有关方志的最早专著，英文版于2015年由哈佛大学亚洲研究中心出版，中文版2022年1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综合运用社会史、书籍史、阅读史研究方法，重点讨论了方志的编纂、出版、流通、阅读和使用。

　　全书分为三个部分：编纂方志的动力、方志生产的过程、阅读与使用方志。作者明确指出这是“按照方志‘生命史’的各个阶段来编排的”。编纂方志的动力共两章，介绍不同级别、不同地域政府修志的动因，将志书视为不同社会、文化、政治因素共同作用所形成的文本，同时关注到政治权利、地方大族对纂修方志的影响，以及从明代开始的方志族谱化现象。方志生产的过程共三章，讨论编修方志的人员、场所、资料、报酬、刊印、工匠、开支、成本等具体问题。阅读与使用方志共两章，分析方志的目标受众与实际受众，探讨传播过程中的重印、抄录现象，利用日记、文集、序跋审视官员、旅行者、文人等不同群体对方志的使用情况。细读全书，笔者认为其主要特色有三。

　　一是学术取径的丰富性。作者从“地方志是什么”出发，逐渐深入到地方志纂修、出版、阅读的各个环节，进而探讨了诸如晚期中华帝国知识的生产与传播，处于腹心与边缘的地方社会与中央政府的关系、明代出版业的运作情况等实质性的历史问题。如第二章利用社会史、微观史视角，将明代成化、万历间所修《新昌县志》中的宗族信息与修志者族谱进行对比，揭示出方志作为跨姓大族作品的性质以及愈发明显的族谱化倾向。第四章考察江西、北京、南京、建阳、邯郸的刊印工匠籍贯及其工作区域，有助于深化对明代区域印刷中心地理分布和印刷劳动市场流动性的认识。第五章利用书籍史、经济史视角，推演方志出版与消费的经济状况，第七章则关注方志与诉讼之间的关系。这些讨论导源于作者扎实的知识基础与敏锐的跨学科视野，展现了方志更加多样的属性，开拓了方志研究的空间，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二是注重挖掘个案与普适性总结。综观全书，许多论证充分参考了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但并未因袭陈说，而是继续挖掘更多案例，使得结论更具说服力。在第三章“修志过程”中，作者分析巴兆祥、张升对明代方志数量和分期的论说，指出其中的分歧缘由，进而主张重视方志的补版、重印、续修过程，强调方志的动态属性。在确认修志人员类型时用到了正德《宣府镇志》、隆庆《楚雄县志》、万历《滕县志》，在讨论方志的编纂与刊印时用到了万历《衡州府志》等。各章最后的结论均建立在大量个案基础上，不仅引导读者得出更清晰的认知，还为今后的研究指明了方向。

　　三是剖析“副文本”中的隐藏信息。“副文本”包括序跋、修志条例、行政诉求、纂修名单、编撰注释等，这些“副文本”在以往研究中多被视为外围信息，未能得到综合运用。作者将数百种明代方志中琐碎的信息收集在一起，讨论书籍生产的经济问题，分析方志的阅读与使用情况，所得观点在方志学、书籍史领域具有开创性。作者在第五章中分析筹款方式，计算明中期方志编修中的工匠酬劳、原料成本，弥补了书籍经济史研究的不足。特别是“生产成本的具体数据”一节，统计方志中出现的成本总数、开支类别、雕版数量、纸张成本、工匠时长等十余项数据，推算出明中后期编修方志的成本在10两至370两不等，每叶成本从0.091两到0.437两不等。第六、七章则利用序跋审视读者群体，分析出方志的目标受众包括精英和平民，而实际受众绝大多数是官员和文人，体现了方志对文人和文化生产的重要影响。

　　作者基于个人研究旨趣着重关注明代志书，所举例证多属明代县志，从中总结出：15世纪晚期，方志就已成为收集和传播信息的关键节点。循作者的研究路径，笔者认为未来在明清方志研究方面仍有很大的拓展空间。据杜泽逊教授主持的《清人著述总目》统计，清人编纂的方志总量共计5919种，无论是方志种类、正文中蕴含的编纂资料，还是副文本中记录的经济、出版、阅读信息，都更为翔实，赖此可以建构出更加精细的数据系统，进而得出更加可靠的结论。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