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史学研究热点与焦点的下移，学人眼光开始转向传统的基层社会，力图追溯基层社会秩序及其权力体系背后的社会变迁。同时，随着各类传统地方文献、民间文书、口述资料的挖掘与整理，华南研究等中国区域社会史研究方兴未艾。《地方故事与国家历史：韩江中下游地域的社会变迁》（陈春声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1年5月版），是作者在华南乡村社会进行长期实地调查和文献收集整理基础上，形成的具有历史人类学色彩的社会史研究成果。该书聚焦韩江中下游地域的百姓日常生活及其社会组织变迁，以期反映明清及至民国初年的国家整体历史及其相关机制的变化，进而尝试从地域史脉络达致对中国整体历史进程的阐释。

　　在信仰故事中书写国家历史。民间信仰在地方社会中存在与演变的面向是非常复杂的，既有研究中，研究者为了特定时空中具有共时性的人群或地域需要，往往把研究聚焦于特殊的“信仰圈”内，该书作者力图突破这种传统民间信仰研究的“信仰圈”“祭祀圈”的局限性，从复杂、动态的地域权力支配，神庙系统的演变与基层社会组织结构发展的关系，以及这一过程中信仰的“地方性”与“正统性”双向互动三个方面进行重构，以解释地方社会变迁的内在逻辑。

　　在传统的边缘地区，王朝的教化、德化以及百姓对国家意识的接受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作者对于韩江中下游地域“三山国王”“双忠公”“大峰祖师”的双向互动轨迹讨论有助于解释这一过程。这些信仰经历宋元明清数百年发展变化的双向互动过程，其实就是南方边缘地域逐步开化的过程。此外，民间信仰及以信仰祭祀所形成的神庙系统，是理解传统乡村社会地域权力支配及其社会结构的有效形式。该书阐释了作为商业中心的樟林聚落内部神庙系统形成与演变的复杂性和动态感，以及这个过程与社会组织结构发展的关系。樟林社庙之间的互动关系是社区内部地域支配关系的表达，商业发展之后社区地理格局的改变使神庙系统和相互关系也发生了变化。作者力图追溯乡村庙宇活动所反映的地方文化资源和权力结构的历史变迁和实存样态，以及这个过程背后与特定历史环境相契合的文化内涵。

　　作者还关注信仰与基层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书中对潮州东凤村陈氏宗族组织，以及后续韩江中下游形成的侨乡社会中的商人、华侨、善堂组织和“大峰祖师”信仰等的讨论，力图弄清两个问题：一是宗族组织结构与庙宇活动之间相互契合的根源，二是在地方组织形式和权力结构重构的过程中信仰所扮演的角色。而在这里亦可看到另一个侧面，即社会控制权在地方政府行政职能萎缩过程中的“下移”。或乡族、或庙宇、或慈善组织，这种基层组织的政治化亦体现基层社会自治化的一种倾向，在这里我们似乎可以看到“国家内在于社会”的某些影子。

　　在族群故事中书写国家历史。韩江中下游地域民与盗、福佬话人与客家人、华侨与国内民众等族群关系的不断变化，表达着地方官府与百姓、王朝国家与地方之间关系的不同侧面。

　　明代潮州地方社会存在民盗不分甚至合一的情况。在传统边缘地区，这种不稳定的族群力量之间不断冲突和妥协，并最终成为编户齐民的过程，说明王朝对地方秩序的建立与教化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这种民与盗难分等的关系变化对地方秩序和权力结构会形成巨大冲击，当然这也就成为该地域社会历史的重要线索。

　　作者亦关注客家问题。读者最为深刻的感受是，一个流动的族群与区域社会变迁之间相互交融的动态影像如此丰富多彩！无论是客家人与福佬话人之间的互动纠葛，还是客家人在近代汕头城市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我们均能在基层族群流动背后找到国家的历史。该书的精妙之处在于将这个过程上升到整个韩江上、中、下游地域的历史互动脉络中，而该族群的发展变化成为这一区域社会变迁的缩影，或言客家族群发展及其观念的建构与韩江流域的社会变迁，无论从时间还是空间上都是相互契合的。

　　侨乡的形成给华侨与家乡民众之间提供了一个互动舞台，这里的族群互动与关联是突破国界的、具有全球性性质的互动。作者力图追溯这种互动背后侨乡文化的某些特质，及其基层社会变迁中所体现出来的某种内在的和谐法则。

　　在商业贸易故事中书写国家历史。如果说把上述中的信仰看作该书的文化线条，那么商业贸易就是贯穿韩江中下游流域社会变迁的实践线条。作者研究的特点在于以商业贸易的发展为关联线索，以贸易港口社会为底层舞台，继而观察这种地方贸易情境中的人群流动、信仰变化和港口城市社会变化，进而把韩江中下游流域的研究置于更大的空间中，与具有全球性问题的历史过程联系起来。

　　在这里，我们能够看到一幅清晰的社会变迁动态图像，即从明代海禁“弃南澳”政策下以“南澳”为中心的走私贸易，到清代“开海”后樟林的兴起，再到“汕头”对“樟林”的取代，最后到侨乡的兴起，我们在特定空间背后看到历史连续性的书写，而商业贸易的发展与国家政策的变化，以及韩江流域的社会变迁是相互影响的逻辑关系。

　　作者认为，韩江中下游流域商业贸易的发展、基层社会的变迁，亦是与周边国家互动的结果。从中国与琉球之间的“海难互助机制”被双方商人利用，到巴达维亚华人社会建立被欧洲人理解，再到“华侨”等移民网络的形成与发展，这种贸易或移民能够周旋于不同制度和文化的国家之间，是跨越地域甚至跨越国家的互动结果。

　　在文献编撰故事中书写国家历史。该书突出特点就是对族谱、碑刻、方志等地方文献的最大价值运用，把活材料与死文字两者结合起来。如作者从《潮阳县东山张、许庙记》等碑文入手，力图追述在韩江中下游特定的历史场景之中，士大夫阶层在自身的行为伦理之下，如何赋予神明信仰“正统性”与“地方性”的解释，继而达到安定地方社会的目的。在对《东里志》等的研究中，作者力图找到编著者的动机与动荡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即地方士大夫阶层意图在王朝的礼和地方的俗之间找到一个共通点，找到勾连国家和民间社会的方式，以应对变动社会的重构，继而达到国家与地方在文化上的某种平衡。

　　总体而言，该书从区域史视角出发，将信仰、宗族、盗乱以及商业贸易等不同的、具有时空流动性的基层社会故事，相互交织成具有历史连续性的网络。这种在流动的故事背后找到社会变迁的历史逻辑，在特殊性中寻找一般性，反过来又在一般性中考察特殊性，最后在特殊与一般的互动之间准确把握基层社会的历史变迁，达至对整个长时段历史过程连续性理解的方法，重申了作者关于区域史研究的理性认知。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