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没有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就不可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报告还强调要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对中国经济而言，受各种超预期因素影响，无论是在质的有效提升还是量的合理增长方面，稳增长的重要性都进一步突显。《稳增长：中国经济基本盘》（张文魁著，中信出版社2022年8月版），就稳增长政策如何落实落细，高质量发展的增长点在哪，有哪些政策难题以及如何应对等问题展开了深入探讨。

　　攀登增长之梯难度大于进入增长之门 

　　稳增长是当前及今后一段时间经济工作的重头戏。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一方面受到一些短期因素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存在一些结构性、体制性因素。稳字当头、稳中求进，不但要及时出手，通过政策组合拳稳住经济大盘，还要深入分析各种矛盾和问题，为未来稳健增长、高质量发展夯实基础。

　　从国家出台稳住经济一揽子政策措施，到地方实施一系列因地制宜举措，究竟如何落实落细？作者提出，短期内特别要在最大限度减少疫情对经济社会影响方面下功夫，更长时期则要致力于稳住改革方向和社会预期，坚持用改革举措、市场化办法解难题，努力实现经济循环的畅通。

　　经过改革开放30年的高速增长，以及此后10年较稳健增长，中国人均GDP站稳1万美元的台阶。这只是一个新的更艰难的开始。在作者看来，从这个台阶继续往上走，相当于攀登增长之梯，而之前不过是进入增长之门。攀登增长之梯，比进入增长之门要难得多。当前除了发展环境面临更大不确定性、宏观政策面临更大难度之外，更需要一批植根本土的外向竞争大企业，作为增长之梯的踏板，以带动产业升级转型，缩小与相关技术前沿国家的全要素生产率差距，实现高质量发展。在这个进程中，要格外注重支持非资源性实体部门的发展，促进产业创新。预计区域经济增速可能出现新的分化，地方之间的竞争方式也会发生重要变化，“产居创”聚合圈将成为未来新增长极。

　　几年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就提示“伴险增长”的可能性。随着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流行，绝大多数国家均实行了超宽松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使“伴险增长”成为真实场景。就中国经济而言，一方面，人均GDP刚超过1万美元，必须要有一定的增长速度；另一方面，又面临着债务堆积带来的金融风险，以及通货膨胀等方面的压力。这给经济政策带来很大难题，寻找政策的平衡性尤为重要。

　　如何寻找平衡性经济政策？书中强调，必须要仔细分析融资条件是否会发生重大变化，从而引发金融风险；而通胀是否回归，则可能是重要触发条件。问题在于，在新的发展态势中，有可能形成新通胀，而非经典通胀。现代货币政策受到世界各国越来越多的关注。哈佛大学前校长萨默斯曾借用30余年前用于里根减税政策的“巫毒经济学”这个词汇，把现代货币理论及其倡导的政策称为“新巫毒经济学”，其引发的债务问题增添了政策的不确定性。

　　创新不是低垂的果实 

　　进入新发展阶段，我国经济政策也需要转型。作者提出，在谨慎对待和处理债务等问题、防止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同时，要从过去较多诉诸产业政策，转向确立竞争政策的基础性地位，通过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反对垄断和不正当竞争、大力鼓励创新，来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和发展质量提升。在此过程中，需要更多地从集中攻关转向分散试错。

　　但创新不是低垂的果实，不容易采摘。正如书中所言，创新不但需要投入资金和其他资源，更需要合适的环境与机制，政府需要在其中发挥作用，但又不能过于介入技术路线选择等事宜，这就是创新环境与机制的微妙之处。在市场化、全球化、数字化的背景下，创新的推进越来越呈现生态圈化的趋势，生态圈的治理机制非常值得关注。

　　经济增长的微观基础是企业，产业创新的主体也是企业。离开了企业，发展政策、创新政策几乎无从谈起，稳增长自然也失去依托。在我国经济发展历史中，正是得当的企业发展政策，有力地推动了经济增长。如果说在经济发展的外延追赶阶段，还可以较多依赖产业政策来选择和支持主导产业，从而提高经济增速，那么在新的发展情景中，很可能要更多地由主导性企业来发现有前景的产业，并大力实现这些产业的规模化发展、全球化竞争。

　　主导性企业的形成是市场公平竞争的结果。应建立健全企业发展基本政策。这个基本政策，不但应该鼓励公平竞争，而且应该鼓励继续深化国企改革，并对中小微企业进行必要支持。更重要的是，应该激发民间的创新创业精神，特别是企业家精神。同时，中国企业必须参与全球竞争。当前全球化的许多内容已经发生了明显改变，甚至一些规制也在改变，这对中国的全球化政策提出了严峻挑战。

　　全球化规则的变革，还体现在数字经济方面。数字经济方兴未艾，正在成为增长新动能，而且比传统经济更容易冲破国界。作者认为，数字技术很可能是新通用技术，从而导致数字竞争产业组织有一些新特点，并给传统的反垄断政策带来挑战。中国需要与世界上其他国家合作，共同应对数字企业的垄断问题，以及正在萌生的数据隐私权受侵犯等“新公害”问题。发展数字经济，必须要遏制这些“新公害”。从更长远的视角来看，未来需要建立基于场景的数权体系和算责制度，而这一工作需要跨国合作。因此，数字市场治理将是一项全球性事业。

　　（作者单位：国研新经济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