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曾言“史料不具或不确，则无复史之可言”。新闻传播史料不具或不确，则无复新闻传播史可言。近年来，新闻传播史料研究渐成新闻传播学研究热点。程丽红教授始终坚持以史料为先原则，从事新闻传播史研究。其新近出版的《清末宣讲与演说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1月版）基于大量报刊、典籍、史志、丛书、类书、地方志等，通过以新闻传播为本体的发掘整理、细致考辨，揭示了清末宣讲、演说等诸多言语传播形式的发展规律、演进轨迹，及其所蕴蓄的深刻社会历史内涵。

　　史料学介入新闻传播本体论

　　19世纪，兰克就提出史料及史料学对于历史的重要意义。新闻传播史史料学是通过对新闻传播史史料系统全面的爬梳、整理与实践，提炼出新闻传播史史料处理和运用的基本方法和规则，为相关研究持续发展奠定基础。该书运用史料学的思路，觅得清代新闻传播史研究的新路径。作者曾言，依据史料本身的内在逻辑，全面系统呈现它们的原始轨迹，不失为改进新闻传播史研究范式依赖、理论套用、游谈无根等“拾人牙慧”问题的有效途径。这一论述是对新闻传播史史料应用的学科阐释。

　　全书以新闻传播本体论重新解读史料。书中涉及的言语传播史料达1500余条，多数史料都是首次从言语传播的角度进行整理与阐释。例如，《山东巡抚袁树勋奏东省办理禁烟情形折》一文主要讲述如何禁烟，包括禁种、禁吸、禁买等。正如文中开篇所讲“上谕禁烟一事乃今日自强实政教养大端。于卫生足民兴地利塞漏卮，各节皆有极大关系”。该史料看似与言语传播毫无关联，但作者发现其湮没于众多文字中的一句“通饬各州县选派士绅，于朔望在市集，将吸烟之害编为演说，分投劝诫”与演说相关，并将其视为清末演说和演讲的主体范围史料，分析清政府各级官员的介入扩大了运动的阵容和声势。由传播者主体可知，清末言语传播的开民智作用已成为社会共识。作者对史料的分析，始终坚持新闻传播的本体意识，从传播者、传播内容、传播机制、组织形式、传播效果、受众特点等方面，重新审视史料价值，将史料总结归类。这既是对清代新闻传播史史料学的有意建构，又是对清代新闻传播史的再研究。

　　书中论述不仅体现了新闻传播本体史料观，还体现了整体史料观等先进而系统的清代新闻传播史史料学建构思想。作者强调言语传播是社会子系统，言语传播系统与社会大系统，以及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子系统之间的密切关联和互动关系是主要揭示的对象，这也正是清代新闻传播史研究的当代意义。以史经世、明道求真，作者提出和实践的清代新闻传播史史料学建构，使得史料研究成为新闻传播史研究的新进路。

　　言语传播跃动迁变检视社会跌宕起伏

　　清末言语传播的勃兴，是一个值得关注的媒介文化现象，它绝非新闻传播史上一次寻常的异动，亦并未搭乘媒介技术革命的便车，而是从独特的角度和窗口透露出丰富的社会变迁信息，具有深远的社会史意义。言语传播作为整个社会系统的子系统，参与清末社会巨变。或者说言语传播是清末社会巨变的显性表征，从中显现清末从传统自然经济社会向近代工业文明社会的转变。

　　用言语传播的媒介之变回应清末社会之变。学界对清末宣讲与演说等言语传播行为的研究已取得一定成果。如李孝悌先生的专著《清末的下层社会启蒙运动：1901—1911》、李斯颐先生的文章《清末10年阅报讲报活动评析》，均对清末宣讲与演说做出深刻阐释。但是这些研究成果主要从传播内容的角度进行深入剖析。

　　该书作者不断强调要将言语传播行为视为媒介载体，从媒介本身出发揭示其社会意义，认为“传播媒介实际上也以其自身的演化折射出时代变迁的音讯”。早在2012年，作者在《社会思潮与媒介嬗变》一文中就曾提出“传播媒介在清末跃动迁变，同样向我们展示了那一时代社会改革运动的起伏跌宕”。由此可见，作者持续关注媒介自身演变与社会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

　　新环境重新设置感知阈限

　　宣讲与演说在清末塑造了一种言语传播的新型社会环境。宣讲与演说之变意味着社会环境之变：新式讲演摒弃圣谕宣讲旧有仪规；口语传播主体讲员身份“下移”呈现出职业化趋势；茶馆、戏院、公园作为公共场域，具有公开性、开放性与参与性；面对面直接交流使得传播主体与受众交往关系密切。这一切之变形成的新式传播环境，引导人们走出专制的囚笼，实现思想上的启蒙与解放。

　　清末言语传播的转变之所以会产生社会影响，是因为“新环境给我们重新设置‘感知阈限’。这些‘感知阈限’反过来改变我们的观点和期望”。进一步说，每种新媒介都会创造一种全新的环境，这种环境对人的各种感知系统将产生全面、深刻、潜移默化的影响。在清末，新式宣讲与演说就是一种新媒介，新媒介不仅通过民主、自由、爱国等观念传输，而且以富有象征意义的传播形式，打破了传统伦理的桎梏。书中举出：“山东道监察御史杜彤对讲报所的作用大加肯定：‘查近年京外各处，多设有讲报所、说书处，名目不一，要皆以开通民智，启发愚蒙为宗旨，虽市井负贩不识字之徒，皆得随意环听，需费无多，而受益甚普。’”这则史料明确提示了新媒介形成的新环境，讲报所、说书处这些专有地点营造了较为普遍的处所环境，“随意环听”的形式营造了平等参与的听众接受环境，“开通民智，启发愚蒙”的传播内容营造了新式内容转为日常的心理环境，由此对普通民众形成了新的“感知阈限”，降低受众对新媒介的接受阈值。这也就验证了言语传播的媒介之变形成了新的媒介环境，对人产生新的影响，促成清末社会启蒙与近代化变迁。

　　更为可贵的是，该书从“交流模式”变革的视角，发掘讲报所与说书处作为一种媒介本身所生成的史料信息，主要包括隐藏在清末官私文献中的活动信息，其组织形式、主办群体、主讲身份、仪式仪规、听众群体及其社会影响等，以预告或新闻报道形式，载于报端的宣讲活动广告或纪闻中。同时，作者注意发掘导致清末言语传播兴盛的媒介生态史料，尤其是传播主体以及收听群体的媒介认知及观念史料。全书将枯燥的史料娓娓道来，用严谨又清新的文字层层深入、句句展开，带领读者进入一个由宣讲与演说构筑起的晚清社会。

　　当然，晚清甚至整个清代的媒介发展不仅仅是宣讲与演说等言语传播，还包括报刊、告示、流言等多种传播形式。作者的研究成果也将继《清末宣讲与演说研究》扩展到全部清代新闻传播领域。其提出的以史料学介入清代新闻传播史研究和以媒介文化重新检视清代社会变迁的观点，势必影响更多学人面向清代新闻传播史研究的新问题。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清代新闻传播史料整理与史料学建构”（19ZDA334）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东北师范大学传媒科学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