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是《三国演义》嘉靖元年本刊刻500周年。作为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长篇章回体历史演义小说，从手抄本、坊刻本到官刻本的正式面世，表明其在文学与历史的互渗史上意义不凡。此后，历史演义小说不断涌现，明清以来有百余种，蔚为大观。

　　演与义：通俗与经传

　　《三国演义》只是通俗说法，嘉靖元年刊刻本的全称是《三国志通俗演义》，签署为“晋平阳侯陈寿史传，明罗本贯中编次”。“三国志”说明这部小说脱胎于晋陈寿所撰史书《三国志》，据正史而编。“通俗”意味着语体的变迁，由《三国志》的文言变化为“话须通俗方传远”的白话，融汇大量街谈巷语。“演”是表演、演绎，允许出现艺术的虚构，尤其是文艺表演中的“三国”戏。杜宝《大业拾遗记》中就有隋炀帝观看曹操谯水击蛟、刘备檀溪跃马的水上戏表演的记载；苏轼《东坡志林》中也记有涂巷中小儿爱听“说三国事”的艺术表演。元代出现坊刻的《至元新刊全相三分事略》《至治新刊全相平话三国志》等，这些都是说书人的底本，而元杂剧中的三国戏，如关汉卿《关大王单刀会》《关张西蜀梦》、高文秀《刘先主襄阳会》《周瑜谒鲁肃》、于伯渊《白门斩吕布》、石君宝《东吴小乔哭周瑜》、武汉臣《虎牢关三战吕布》等，达60种之多，三国故事完全是“演”出来的。

　　“义”是一种伦理评判，展现道德理想，是正义、忠义、孝义，抑或是情义。罗贯中“编次”《三国演义》意在学习孔子编辑整理《春秋》，《史记·孔子世家》载孔子“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刘知幾《史通·惑经》也说：“夫如是，夫子之修《春秋》，皆遵彼乖僻，习其讹谬，凡所编次，不加刊改者也。”人们称孔子整理鲁史而成《春秋》，即谓“编次”。罗贯中视陈寿撰《三国志》为“史传”，自己的“编次”是在以“史”传“义”，这符合中国古人的“经传”思维。

　　诗与史：目录学上的沉浮

　　与柏拉图《理想国》中诗人与哲人喋喋不休的争吵不同，中国的诗人与哲人（或思想者）能和谐相处。先哲在“诗”后安放一个“经”字，一部古老而浪漫的东方诗歌，不管是“诗三千”还是“诗三百”，就成为人伦教化的法则与规范。一首“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爱恋主题情歌，演化为后妃之德的宣扬口号，成为“风天下而正夫妇”的伦理教化工具。“诗”后着“经”，在赋予诗经典地位的同时，也约束了诗的阐释空间和本真性情。孟子说“《诗》亡然后《春秋》作”，节奏协谐的优美诗歌被包含有“微言大义”的编年记事体史书代替，可视作早期文学向史学的一次转型。

　　《春秋》有“三传”，《左氏春秋传》是以史解经。同时，先哲们又以赋传《诗》，《汉书·艺文志·诗赋略》载：“古者诸侯卿大夫交接邻国，以微言相感，当揖让之时，必称《诗》以谕其志……春秋之后，周道渐坏，聘问歌咏不行于列国，学《诗》之士逸在布衣，而贤人失志之赋作矣。”春秋以后，辞赋继承《诗》的功能，以“微言”承载古诗之“义”。《诗》《春秋》、辞赋三者互动，继续着文学与史学的互动。

　　以现代文体学观念来看，《三国演义》自然归入文学类，《续修四库全书》就将其列入“集部小说类”。但“小说家”最早却被归入“诸子”之列，刘歆《七略》将早期典籍归类为“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数术略”“方技略”，《诗经》属“六艺略”，“小说家”与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并列为“诸子”十家，但不入“九流”。西晋荀勖编《中经新簿》改“六”为“四”：六艺归入“甲部”，“小说家”连同诸子归入“乙部”，史书归入“丙部”，“诗赋”归入“丁部”。至东晋李充编《晋元帝四部书目》，将乙、丙两部互换，“史”升而“小说”降。至《隋书·经籍志》形成经、史、子、集四部定制。在明代私人书目中，高儒《百川书志》将《三国演义》归入“史部”，而王道明《笠泽堂书目》列其为“子部小说家”类。从《七略》到《续修四库全书》，小说由子部进入史部，由高于史部到降为集部，这种目录学上的沉浮，正可见其具有诸子思想、史家叙事、文学演绎的三重特征。《三国演义》就是一部集史家纪事、诸子义理和文学虚构为一体的史诗级作品。

　　史诗与诗史：经典的诞生

　　史诗是史学的文学化，诗史是文学的史学化。追溯史诗之源，《诗经》雅颂诸篇就有以诗叙述周王朝的历史，而《左传》《战国策》等在叙事中又有赋诗的传统。《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等正史中载有大量诗赋作品，如《史记·屈原列传》有《离骚》，《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录《子虚赋》《上林赋》，《汉书·扬雄传》载《长杨赋》《羽猎赋》，《后汉书·班固传》中载《两都赋》。文学作品因史书而得以流传，史书因文学作品的存在而使人物传记更丰满、更富有文采，这是文学与史学的再一次互动。

　　诗史传统由杜甫开创，以诗笔记录安史之乱时期的史实，文学创作具有史学倾向。到了章回体小说，又在小说叙事中嵌入大量诗词歌赋，这是中国小说所独有的一个文学现象。《三国演义》在展开历史叙事前，首先引入杨慎咏史词《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铺垫整部小说“是非成败转头空”的悲情基调，抒发“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的历史感悟。嘉靖元年本卷九“诸葛亮智说周瑜”回，存有一篇借孔明之口诵出的曹植《铜雀台赋》，这篇赋本于《三国志·陈思王植传》裴松之注文转阴澹《魏纪》条，但《三国演义》中的赋文比《三国志》多出两段文字：一段是“列双台于左右兮，玉龙与金凤。挟二桥于东南兮，若长空之蝃蝀。俯皇都之宏丽兮，瞰云霞之浮动。忻群才之来萃兮，协飞熊之吉梦”；一段是“御龙旗以遨游兮，周鸾驾而周彰。恩化及乎海宇兮，嘉物阜而民康。愿斯台之永固兮，乐终古而未央”。前一段是借赋“挟二桥于东南兮”句，点明曹操有“誓取二乔”之意，起到刺激周瑜的作用；后一段以满是帝王气息的词章，展现出“单道他家合为天子”的“赋中之意”。《铜雀台赋》戳中孙吴和周瑜的“禁处”，直接促成小说文本中“联吴抗曹”、三国鼎立局面的形成，成为小说情节不可或缺的组成因素。如果没有《铜雀台赋》，何来蜀、吴联盟，何来随后的赤壁之战，何来《三国演义》？《三国演义》既是史诗级著作，也是诗史性小说，是文学与史学的第四次互动。

　　文学与史学：互为书写相互阐释

　　《三国演义》是高度文学化的历史小说，章学诚谓其“七分实事，三分虚构，以致观者往往为所惑乱”。这种“三七”分的定量判断不一定符合实际，但读者在阅读《三国演义》时确实会产生“惑乱”《三国志》历史之感。从主题之“义”来看，《三国志》中《魏书》三十卷，而《蜀书》仅十五卷、《吴书》二十卷。《三国志》为魏国帝王立本纪，给无帝号的曹操写本纪，而对于刘备、孙权只立传体，这明显是以曹魏为正统。而《三国演义》以蜀汉为正统，尊刘反曹鄙吴，刘备成为有皇室血统、仁义的化身；曹操则为 “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的奸雄、阴谋家。就人物形象而言，《三国演义》中的刘备仁慈且“善哭”，而《三国志》中的刘备却是“喜怒不形于色”之人。《三国志》里“应变将略，非其所长”的诸葛亮，在《三国演义》里成为智慧的化身，而在《三国志》中“建独断之明，出众人之表，实奇才”、且年长诸葛亮六岁的周瑜，在《三国演义》里经常显出年少气盛之态。就小说情节来看，《三国志》并无 “桃园结义”这个情节。曹操借献七星刀刺杀董卓、三英战吕布、刘备摔阿斗、孔明借东风、孔明三气周瑜等情节，皆是小说虚构的故事。张飞鞭督邮，《三国志》中是刘备鞭督邮；关羽温酒斩华雄，《三国志》里的华雄是被孙坚军队所杀；张飞长坂坡先怒吼再拆桥，《三国志》里是先拆桥再怒吼；甚至连《三国演义》里最重要、规模最大的赤壁之战，在《三国志》里也只是一场连发生地都记载不清的小战役。这些虚构的人物、情节不少源自野史、逸闻，这也是小说被冠以“史之支流”“正史之余”“稗史”“外史”之名的原因。

　　从继《诗》而作《春秋》，到《左传》中“赋诗”，再到《史记》《汉书》等史籍中载录诗赋，文史互相承传；从史诗到诗史，本着“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宗旨，文史互为书写；从诸子略中的“小说家”到“史部”杂史，再到“集部”小说类，文史互相包含、相互阐释。史学演绎成文学作品，文学创作呈现史学化特征，而自其源头而来的《春秋》“微言大义”，或者说以史解经的义理阐发模式，深深影响着“历史演义”体小说的思想走向。自辞赋体而来的“恻隐古诗之义”，在史籍中流传并嵌入后来的历史演义小说，以“微言相感”的形态演绎着历史小说的“大义”，诗赋文学则装饰着中国历史的思想走向。“演”是形式，“义”是思想，文学是一种丰富形式的历史，“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柯林伍德），一切历史，又何尝不是文学的思想史。

　　（作者单位：澳门大学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