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本学和目录学是文献学的两大分支，重视版本需要熟知目录载记，精研目录需要深谙历代版刻之继承与流变，故从民国开始二者被统称为“版本目录学”，学界又习惯把重视版本的目录称为“版本目录”。古籍的鉴定和著录是版本目录学的核心内容，然而长期以来“观风望气”“书皮之学”等玄虚且夹藏贬义的语汇成为常见代名词，误解了版本目录学的发展状况。20世纪以来的版本目录学经历了从广泛实践到理论总结的巨大跨越，在研究资料与方法上均有较大变革，张元济、傅增湘、顾廷龙等是变革的先驱者与导引者。版本目录学家沈津在顾廷龙等前辈的指引下，于版本目录学领域取得了不俗成绩。其著《伏枥集》共收录文章30篇，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付梓出版。书中既有对20世纪重要版本目录学家的治学回忆，又有版本鉴定文章、专业著作序言、学术会议讲演录，还有书志撰写的论说与范例，反映了其治学历程与思想。

　　实物版本与经眼原书

　　晚清学者方地山在指导袁克文学习古籍版本时曾说：“版本之学，岂易言哉！倘欲习之，第一当得师承。”袁克文拜当时号称“今日吾国唯一大藏家”的李盛铎为师，不数年间萃集宋元精椠多种，又能渊渊道其始末，成长为合格的版本学者。由此可见，前辈的经验与指导对学习版本目录学至关重要。事实上，古籍字体、纸张的鉴别，以及年代的判定、著录体式的活用等，若有先贤点拨，往往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顾廷龙、潘景郑、瞿凤起是版本目录学领域拥有丰富经验的专家，《伏枥集》中《顾廷龙与合众图书馆》《记铁琴铜剑楼后人瞿凤起先生》《关于〈善本组周记〉》回忆了几位先生的治学历程与品行，揭示了很多不为人知的学林掌故。除此之外，《张元济与〈涵芬楼烬余书录〉》讲述了涵芬楼藏书聚散和《书录》定稿的过程，《书卷多情似故人——纪念版本学家赵万里先生》归纳了《中国版刻图录》的典范意义，这些文章对总结20世纪版本目录学发展史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科学的版本鉴定应采用物质形态分析与文本考证相结合的方法。所谓物质形态分析，即以版式、字体、纸张、装帧为基本判断点；所谓文本考证，即通过序跋、刊语、牌记以及内容中的直接记载进行查考。该书作者一直在上海图书馆、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哈佛燕京图书馆等馆藏善本资源极为丰富的地方工作，目验善本书4万余种，拥有多数治版本学者欣羡不已的经历。其对宋元本、稿抄本鉴定颇有心得，在物质形态鉴定方面眼光敏锐。比如《一个美丽的“错误”——古籍版本鉴定札记》一文提到某省馆沿用国图著录信息，将明刻本《太学新增合璧联珠声律万卷菁华》著录为“宋刻本”，而作者通过天头割补纸张这一细节就看出端倪，进而明确是本为嘉靖刊本。这些文章也提示相关研究应以实物版本为出发点，通过大量的经眼原书积累经验，并运用文本考证进行互证，不可盲从前人著录信息。

　　“哈佛模式”值得推广

　　版本目录有简繁两类，简者仅录书名、卷数、著者、刊印时地及收藏者，如《藏园订补郘亭知见传本书目》；繁者则致力于揭示编撰经过、著者生平、版刻源流、递藏关系等更丰富的信息，如《爱日精庐藏书志》。较为详细的版本目录被称为提要、叙录、藏书志，有学者倡导建立书志学，而作者主编的《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中文善本书志》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哈佛模式”尤为突出。在书中，作者回顾了书志发展史，细致分析了书志写作流程、组成部分及实际功用，并对图书馆系统编写馆藏善本书志的长远规划和专业人才队伍建设提出建议。《哈佛燕京图书馆所藏日本所刊中国典籍三十种叙录》一文可作为书志写作的范例。全国古籍普查工作已进入尾声，各馆藏简目陆续刊印，并着手编纂《中华古籍总目》，这是古籍事业的一项壮举。未来势必要通过撰写善本书志进行更全面的介绍，由作者创立的“哈佛模式”，是值得推广的标尺。

　　当前的版本目录学研究存在一些亟待改进的问题。某些以断代版本学研究命名的著作，在研究过程中并未接触具体的版本形态，对于版本的鉴定与著录涉及较少，实际上属于版本学术史或书籍出版史范畴。另有一些学者受查阅宋元本、稿抄本、批校本原书条件限制，更多地是运用校勘的方法，从文本考证角度揭示版本源流与优劣，与书籍的物质属性产生了距离，进而衍生出物质形态和文本考证方法论层面的对立与分歧。随着中华古籍保护计划、海内外古籍数字化不断推进，精善之本不断被发现，影印丛刊、高清书影和版刻图录，逐渐成为治版本目录学之主要参考资料。目验原书的机会不多，版本鉴定倾向于循证研究，转述或盲从前人著录信息者尤夥，极易出现版本鉴定失误。书志写作虽有“哈佛模式”，但刻意模仿容易流于程式，对内容、特点源流方面的阐发深度不足。从学术发展长远角度看，书影和图录不能完全取代目验实物，而编制目录和撰写书志则需要大量的实践积累。

　　（作者单位：东北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