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史学是什么？它仅仅是一种研究视角吗？文化史研究的旨趣、特色和意义是什么？如何理解和定位文化史？学者们在从事文化史教学和研究时，不可避免会遇到此类问题。《中国文化史学的历史与理论》（张昭军著，人民出版社2022年1月版）尝试回答这些基本问题。

　　文化史学的性格

　　文明史学作为文化史学的“母体”和“母题”，是了解文化史学在中国起源的关键。作者认为，文明史学诞生于18世纪的西欧，19世纪传入日本，它以民众为叙述主体，带有浓厚的启蒙性质与理性主义色彩，具有进步特征，开启了一种新的史学传统，故有“新史学”之称。书中强调，梁启超等人引入文明史学时并未照搬欧洲和日本模式，而是根据中国的现实需要和文化传统做出相应调整，这在一定程度上规定了中国文化史学的性格。

　　梁启超不仅传播了文明史学的理论和观念，而且带头践行。从《中国史叙论》《新史学》到《中国历史研究法》及其《补编》，他规划了一条由文明史到广义的文化史，再到文化专史的学术操作线路。其中，文明史是基础，文化史由此脱胎。以文化史学为内核，新史家鲜明地打出了“新史学”的旗帜，对中国历史形成了一套新的解释，这是对传统史学的一次颠覆。胡适对中国文化史学发展作出重要贡献，他推动“整理国故”的一个目标，就是在文化专史基础上撰写一部综合性的中国文化史。在作者看来，胡适与梁启超对于文化史学的建设方案具有相似性。第一，他们提倡文化史的初衷，都是基于以政治史为主干的传统史学的不足；第二，他们都强调引进西方的科学方法，分门别类，致力于建设一种总体史性质的文化史，也就是与政治史相对的广义文化史。

　　在梁启超、胡适等人的倡导下，20世纪三四十年代，柳诒徵、钱穆分别出版了中国第一部系统的文化专史和文化通史，形成中国文化史研究的高潮。作者注意到，柳氏对当时的活跃人物章太炎、胡适、顾颉刚等人均曾提出过严厉批评，其中，批评最多、用力最大的是梁启超。柳诒徵治学承续传统经史之学的逻辑思维和学术理路，在现代新文化的基盘上，以礼为核心，建立起以中国文化为主体的史学体系。钱穆的史学取向与柳诒徵相近，他在抗战时期的特殊环境下完成的《国史大纲》，则是一部以文化为本位的新通史。作者认为，柳、钱等人的文化史研究，强调以传承中国人文精神、维护民族主体地位为使命，注重人文、人本，努力发掘传统资源，阐扬中国文化的优势、特色和精神；方法上注重综合贯通，态度上抱持“温情与敬意”；其出发点及主旨关怀与梁启超、胡适相比有明显差异，构成了民国时期中国文化史的另一种研究取向。

　　新旧文化史学的传承与一贯

　　该书讨论的文化史学既包括传统的文化史，也包括近年来声势较大的新文化史。新文化史的主旨在于，强调历史学的取向由此前的社会史学（社会科学史学）转向文化的阐释。在理论方法上，借鉴了人类学、语言学、“文化研究”理论，以及一些后现代主义的学说，主张通过对符号、话语、表象、仪式等的文化解释，来解读历史的内涵和意义。在史学观念上，新文化史将文化因素和文化解释放在历史研究的首要位置。国内学界对新文化史的探讨主要强调新旧文化史的差异甚至“对立”。作者认为，新文化史的理论方法，积极推进、改善了国内原有的文化史、社会史、政治史等领域研究。他在书中指出，新文化史在中西方的学术基础和面对的语境存在一定差异，西方的新文化史是社会史学发展到一定阶段后“文化转向”的结果，而中国的新文化史，更多地是建立在中国既有的文化史传统之上。对于中国的文化史研究者而言，与其说是“转向”，不如说是“转进”。

　　该书下编用较多篇幅对“新旧文化史学的内在一致性”做了论述，认为既要看到新文化史的“新”与“异”，又不能忘记其作为文化史的基本属性。新文化史是文化史学的新枝，二者同处一条脉络线索之中，具有传承与一贯性。新文化史家所强调和彰显的文化象征和意义、文化主体性和能动性、文化主义和人文主义等，在此前的文化史研究中均有过不同程度的表达。文化史无论新、旧，皆以人为本位，始终把书写民众的历史作为基本的出发点与聚焦点。小人物取代大人物，从历史的边缘走到中心，从这个意义上说，新文化史家对下层民众和弱势群体的重点关注，不过是在落实文化史学的初心。

　　文化史学的属性及研究路径

　　全书从四个维度对文化史学的基本特质和属性给出尝试性的回答。其一，它书写的是人民大众的历史，而不是以政治、军事、外交及其精英人物为历史主角。其二，在历史观念上，它以表彰人类社会的进步和人性的真善美为主题，而不会以战争、灾难和人类社会的黑暗面为研究重点。其三，在学术旨趣上，它尤其关注人的观念世界和精神特质，志在探求历史背后的理性精神、公理公例、文化象征和意义。其四，在社会功用上，它不满足于科学意义上的求真，还具有较为强烈的致用色彩，致力于促进民众的思想启蒙和文化认同。

　　针对近年来文化史研究的“泛化”和“碎化”现象，作者认为，文化史学有其研究对象，一些学者主张将文化史学仅仅视为一种方法或视角，值得商榷。为此，他认真分梳了文化史学的三种主要研究取向：文化的社会史——将文化史作为与政治史、经济史并列的研究对象，不强调研究视角和方法论的独特性，即历史视角下的文化史。社会的文化史——将文化史作为研究方法，而不认为文化史有着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文化的文化史——既视文化史为一种研究视角和方法，又将之作为研究对象。应该说，这三种研究取向基本涵盖了当前文化史学研究的总体面貌。三种取向之间的差异逐渐缩小、界限逐渐淡化。不管是传统的文化史还是新文化史，更高远的境界应是两个维度的融合，即作者所言“会通”。

　　近几十年来，相对于政治史、经济史、军事史等，文化史似乎最难说清自己的学术身份和学科定位，处于一种比较尴尬的状态。这个问题不解决好，就无法确立本学科的学术规范与体系，就会面临被消解的可能。笔者认为，文化史学在一些问题上能够形成基本共识，它有自己专属的研究论域，那种将一切社会历史都认定为文化现象的做法是荒谬的、无法操作的。与此同时，一切社会历史现象，都有文化因素存在，只是程度各异，对之我们需要进行有效解释，这正是文化史研究得以存在的重要依据。

　　（作者单位：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