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辞》在文学史上“能气往轹古，辞来切今，惊采绝艳，难与并能矣”，其独特地位不言而喻。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方铭所注《楚辞全注》是对楚辞进行细致整理注解的学术成果。注者浸淫《楚辞》研究数十年，将自己对《楚辞》的独特理解与观点融入注释，从字句训诂、明辨争论、价值判断三个方面对《楚辞》进行了深入剖析。

　　兼收并蓄 纳其精华

　　自西汉初年有“楚辞”一词始，西汉刘向将战国时屈原、宋玉及西汉时淮南小山、东方朔等人辞赋作品共16篇汇集成集，后东汉王逸加入自己所做《九思》成为《楚辞章句》17卷。本书以明隆庆辛未（1571）豫章芙蓉馆本《楚辞章句》为底本，参校宋端平本《楚辞集注》及国内和日本部分传世《楚辞》版本，参考今人校勘成果，将其中的主要异文做说明，同时尽量将艰涩难解的文字进行替代或转化为简化字。这些工作需要对各个版本的《楚辞》注本进行细致的对勘与斟酌，不可谓不繁杂。在篇目选取上，书中不仅致力于对战国屈原、宋玉的作品进行全面爬梳与注解，同时将两汉的贾谊、淮南小山、东方朔、严忌、王褒、刘向、王逸等人《楚辞》作品收录书中，一一加以解说与注释，突出了书名之“全”。与此同时，全书详略取舍得当，将重点放在屈原、宋玉等战国作家作品上，于之后的作者作品则相对着力较少，于读者而言虽说或许略有遗憾，但这种安排也突出了《楚辞》研究的重点。

　　诚如注者在后记中提到，此注本在撰写过程中参考了大量近代以前的《楚辞》注本，不仅在注释中借鉴了如王逸《楚辞章句》、五臣注《文选》、洪兴祖《楚辞补注》、朱熹《楚辞集注》等学界耳熟能详、受众甚广的注本，也借鉴了谢翱《楚辞芳草谱》、奚禄诒《楚辞详解》等大量文献较难获得或学者较少涉足的注本。如在注《离骚》“三后”时写道，三后具体何指，大概有两类看法，一类认为是古代人的君主，一类认为是楚国的先王。王逸曰：“后，君也。谓禹、汤、文王也。”朱熹曰：“疑谓三皇。或少昊、颛顼、高辛也。”汪瑗曰：“然此所谓‘三后’者，以理揆之，当指祝融、鬻熊、熊绎也。”案“三后”指“三王”较为可靠。后指出“三王”指夏商周三代贤王，注“三后”一词而引三人之说，指出其不同说法，最后再提出自己认为可靠的注解。这种广集众家注本之智慧的做注方式，最大可能地保证了各条注释能够在各种对校中获得令人信服的结果，其工作量之大、用心之至令人钦佩。

　　不避争议 明辨立论

　　此注本采用每篇之前先做题解的方式。题解基本按照先取王逸《楚辞章句》对各篇的评价，再对诗歌的行文逻辑进行梳理，最后论述诗歌所抒发的作者情感的顺序进行书写，令读者在阅读诗歌之前心中有数。难能可贵的是，注者在题解中并不避讳作品在历代学者研究中涌现的聚讼不一的问题，加以辨析的同时不吝提出自己的观点。

　　如在《招魂》题解中，分析了《招魂》作者是谁这个历代不断争议的问题。王逸认为：“《招魂》者，宋玉之所作也。”后人却依据司马迁“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之言，纷纷断定其作者是屈原。黄文焕断《大招》《招魂》为屈原所作，并提出四点理由：其一，“尚三王只”之气魄只有屈原能说出；其二，以节候推测，《招魂》《大招》应是屈原自招；其三，若《招魂》为宋玉作，则屈原未死而招其魂十分不祥；其四，以篇目证，加上《招魂》《大招》，屈原赋恰成二十五之数。作者针对黄文焕的说法一一进行了反驳：首先，战国崇尚三王是春秋战国时期文人之共识，宋玉亦可推崇；其次，《怀沙》未必是屈原绝笔，则“孟夏”也不一定是屈原死期；再次，《汉书·艺文志》云屈原赋25篇并不能论证王逸之说有误；最后，宋玉写《招魂》是代屈原招魂，使屈原之魂附体，采用第一人称合情合理。刘向、王逸与屈原、宋玉所处年代相近，且二人都是熟识楚辞、博学的学者，他们均认可《招魂》为宋玉所作，这也旁证了《招魂》作者为宋玉的可信度。

　　本书不仅在《招魂》题解中提出了精到的观点，在其他篇目中也引出许多学界难有定论的问题。如在《少司命》题解中提出少司命性别之辨；在《东君》题解中提出羲和的身份问题等，并就这些问题表达了自己的观点。

　　深析情感 探求价值

　　纵览此书，注者不仅力求兼容并包，将众家注本之智慧汇集于书，而且对《楚辞》中所抒发的感慨与情怀进行了深入的理解与剖析，这种对屈原精神的深切体悟在前言部分体现得尤为深刻。

　　前言中提出了屈原与先秦士人的同与不同这一论题。说他们相同，是因为“屈原的遭遇是千千万万中国先秦至近代正直士人悲剧的一个缩影”；说他们不同，则是因为“屈原敢于肯定自身的价值，敢于不加掩饰地把自己独特而好修的个性呈现出来，积极地寻求施展其才华的机会”；同时，当遭谗遇讥，面临君王与佞臣的不公正对待时，他又勇于采取激烈对抗的方式。屈原是“清醒地迈向悲剧结局”，正如鲁迅所言：“悲剧就是把美好的东西打碎给人看。”

　　屈原悲剧命运的根源在于他想做一个“有所作为的政治家”。这与战国时楚国羸弱的国力与封闭的政治是相悖的。他不能像商鞅那样，虽然希望秦孝公能行帝道，但因孝公不喜，就投孝公所好讲强国之术；也不能像苏秦那样，因在秦国游说连横不成，便离秦赴燕，推动合纵。商鞅与苏秦游走国家之间的目的是实现自身的价值，只要获得赏识，他们并不在意究竟为谁服务。屈原则与商鞅、苏秦等人不同，他是“有坚守的政治家”“一个深沉的思考者”“一个关心楚国命运的政治家”。他所遵循的为士原则与孔子相类。孔子周游列国，不是为了谋得官职，而是为了传道。作者认为，孔子面对诸侯权臣的邀请不为所动，正是他仁和智的体现。屈原与孔子是要通过做官来做正确的事，屈原希望能够通过实现尧、舜、禹，汤、文、武的美政来解救楚国的困境，能够通过重视正道直行的人，抛弃枉道邪行的人来重振楚国的辉煌。也正因为他的与众不同，才使得后世万千士人不断地对其伤怀与追缅。

　　（作者单位：河北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