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策划:技术·媒介·人文——跨学科研究的多元范式
2021年04月30日 08:43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21年4月30日第2158期 作者:

  编者按:新一轮科技革命迅猛发展,深刻地改变了世界,向人文社会科学各学科提出了一系列重大课题。如何重新认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的关系?怎样全面思考人类的世界图景?网络世界和虚拟空间会带来怎样的利益关系和价值冲突?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将产生哪些新的路径与范式?本期“特别策划”围绕以上问题展开深入讨论。

  微创新与互联网乌托邦批评

  2021年4月5日,美国谷歌公司与甲骨文公司为期11年的专利诉讼终于告一段落。诉讼的核心问题在于,谷歌的安卓操作系统早期版本中使用了大量基于Java编程语言的应用编程接口(APIs)及大约11000行代码,而Java软件的原始开发者Sun Microsystems在2010年被甲骨文公司收购,因此甲骨文公司提起诉讼,指控谷歌公司的早期安卓系统不仅利用了受版权保护的多个Java的API,而且直接复制使用了上万行代码,因此获得了数十亿美元的收入。

  “显微镜”还是“哈哈镜”——数智时代文化记忆机构的数据技术赋能

  信息技术的发展带来媒介的多样化和信息的巨量化,人们被信息海洋淹没,又被信息茧房禁锢。媒介即信息,却不是真相和真理。新科技提供的工具和方法,让我们发掘出更多隐藏在大量文献和数据背后的本相。技术获得了众多人文学者的追捧,争相成为其拥趸。在近期涌现的新文科建设浪潮中,所强调的实验、计算、实证等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的应用,提倡数据驱动的循证研究,都离不开新技术的深入应用。技术本身是中立的,但技术应用者都有着现实目的、领域的限制、社会文化规范的制约。技术在缔造媒介的同时,也以某种方式塑造了媒介。技术可以是“显微镜”,帮我们观察和发现;也可以是“哈哈镜”,在对媒介进行变形和操控时,模糊通向本相的路径,使“化石”埋得更深。

  科技与文化融合视域下的人工智能技术省思

  近年来,人工智能技术得到全面发展与高度普及,成为与大众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重要技术手段,它为人类社会提供的高效便利已经超越了过往两次工业革命成果的总和,使人们日常生活的质量得到极大提升。但与此同时,人工智能技术也因为强大的功能与高度的普及在社会公共领域引发了极大争议,技术与人的对峙愈演愈烈,更是在一次又一次的技术突破中被推向了爆发的临界点。

  中国网络电影的制作模式与多元转型

  网络电影是新媒体艺术的一种重要形式,值得学界关注与研究。麦克卢汉说:“任何媒介的内容都是其他媒介,书写的内容是言语,正像印刷的内容是书写、而电报的内容是印刷一样。”以此类推,我们可以说,网络电影的内容是电影,它是电影在网络时代的拓展与延伸。但网络电影不是网络和电影的简单相加,而有着自己独特的优势。如果说电影是本雅明所说的机器复制时代的艺术,那么,网络电影则是数字复制时代的艺术。从21世纪开始,中国网络电影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形成了三种不同的制作模式及各自鲜明的艺术特征,表现出技术、媒介与艺术的多元互动。

  短视频媒介技术、参与文化与赋权

  短视频是移动互联网时代的重要媒介,深刻嵌入人们的日常生活。短视频媒介倡导用户参与,以此驱动平台的运作,建构参与文化。亨利·詹金斯最早在粉丝文化研究中提出“参与文化”(participatory culture),并将其视为当下年轻人参与新媒体的核心社交技能和文化竞争力。参与文化是人类社群生活由来已久的传统,而短视频媒介技术为人们的参与文化提供了更多机会、动力和可能性。短视频媒介技术为普通用户提供了更丰富多元的表达机会和渠道,使草根和业余形式的表达获得了越来越高的曝光率,为人们的文化参与赋权。

  中国网络幻想小说的文学史意义

  经过20年的积累,中国网络幻想小说以海量的文本与绮丽多姿的幻想风貌独占鳌头,成为辨识中国网络文学身份的重要标志。近年来,中国主流媒体通过各种途径强力倡导现实主义题材的网文创作,可以反观出幻想类网文创作已成为中国当代文化中的一大景观。那么,是将网络幻想文学简单地作为装神弄鬼的把戏加以排斥鞭挞,还是以文学史的眼光将其置于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发展脉络中来考量,都需要我们作出理性、清醒的选择。

  柏拉图对书写文化的批判——《斐德若》中的媒介技术思想

  什么是“媒介考古学”?简单地说,是以考古学的方法,到过去文化的残像余韵之中去追寻媒介文化的踪迹。套用福柯话说,就是在纷繁话语网络的深层去发掘被忽略、被遗忘、被歪曲的媒介文化知识基型。齐林斯基指出,媒介考古学关注媒介的“深层时间”,以赞美、表彰而非批评、谴责去展开历史的书写,将那些表面上看起来似乎同媒介文化毫无关系的天才人物描绘为当代数字人文主义的元祖,比如古希腊自然哲人恩培多克勒、意大利犯罪学家龙勃罗梭。从考古学视野重审思想史,首先挑战了现代媒介文化和理论对于历史的冷漠态度,而将媒介研究的范围推向遥远的甚至是荒渺无稽的世纪之前,甚至拓展至西方历史之外。从这个角度看,柏拉图就可能被读作媒介文化批判的元祖。

  女性的数据也“顶半边天”

  关于性别平等问题的已有讨论多集中在文化符号领域和线下社会,关注女性社会性别表征的物化、刻板化与污名化,女性在就业市场和婚姻家庭中遭受歧视和不公正对待等。随着智能技术社会的到来,有研究者发现,性别歧视开始溢出以上范畴,人脸识别、搜索推荐、智能招聘、金融授信以及电商大数据等场景中皆存在广泛的算法性别歧视案例,性别不平等已经深入到了各类算法系统之中,一些根深蒂固的社会性别观念也已经演化成算法的内在机制,不仅放大了人的歧视,而且固化为体制化和规范化的机器秩序,还有可能产生变异,造成新的不平等。

  从机器到人:当代西方图灵阐释的新面向

  据统计,图灵在1950年发表《计算机器与智能》并提出判定计算机器智能的图灵测试之后,至少有10个学科、400多名学者加入图灵测试的哲学讨论。21世纪以来的图灵阐释已经形成了可观的思想成果,大体上看有两种面向:经典阐释侧重机器智能问题,将通过图灵测试视为智能的充分条件,围绕机器智能的可能性等展开讨论;当代的再阐释出于对“人”的问题的关心,质疑经典阐释对图灵测试的共识,转从规则、文化后果、思想史价值等角度出发,发掘图灵测试的当代价值。

 

责任编辑:常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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