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进入21世纪以后，文明发展指向何方？这是最大的“世纪之问”。早在世纪之交，有些智者就探讨了这个问题，其中，哲学家冯契教授、社会学人类学家费孝通教授都预言21世纪将为此发生“世界性百家争鸣”。中国早在先秦时期，圣哲们就创造了“天下大同”的理念，两千多年来一直是中华文明的最高追求。这在孔子称为“天下归仁”，在荀子称为“天下一家”“群居和一”，其实现过程就是逐步合群。蔡元培将其表述为：“由小群而大群也，至于无可减，则合天下为群矣。合其力以抵自然之压力，而无不胜，于是灾疠不作，民无夭折，则《孟子》所谓性善，而《春秋》所谓大一统、所谓太平，而《礼运》所谓大同者也。”李大钊也曾指出：“二十世纪的群众运动，是合世界人类全体为一大群众。” “合天下为群” 即形成“天下群”是中华文明的精髓所在，是人类文明的根本指向。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先后在多个重要场合提及“共同体”概念，创造性地提出“社会治理共同体”“中华民族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等理念。这些理念的提出彰显了“共同体”的多层性及其深刻的内涵。其中，“社会治理共同体”对应着“社会”层面，“中华民族共同体”对应着“国家”层面，“人类命运共同体”对应着“全球”层面。而这三个层次，在一定意义上，也是以“共同体”为表达的社会概念的多层性与多样性的扩展。这些概念本身使得“共同体”这一源自于学术的概念，越来越成为在国家话语里面很重要的一个政治表达，也为共同体概念在社会理论中的重新定位赋予了新的内涵。进而也让我们重新审视传统讨论的“共同体与社会”相对二元的理论格局，从整体上把“共同体”赋予了“社会中的共同体”的新格局。特别是“中华民族共同体”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话语表达，使社会的概念扩展到国家和全球的层次。
艾伦·麦克法兰：理解四种文明——中国、日本、欧洲与盎格鲁文化圈
很高兴有机会参与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组织的学术交流活动。在这里，我想讨论一下如何理解中国、日本、欧洲和盎格鲁文化圈这四种文明。这次我主要想探讨的是21世纪的一个重大趋势，即全球权力重心从西方转移到东方。
黄平：说事、讲理与论道——文明互鉴、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三个叙事逻辑
人们越来越意识到文明互鉴、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性。实践很伟大，理论须深刻。把文明互鉴、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背后的道理说清楚、讲明白、论透彻，有三个层次：首先是说事，其次是讲理，最后是论道。
在我们的传统中，社会科学，尤其是社会学，长期以来几乎被西方文化完全垄断。不过，它们绝大部分也确实起源于欧洲。西方的研究范式始终围绕两个中心叙事——西方文明优越论和资本主义将不断发展的信念。
从最宽泛的意义上说，所谓“社会”，通常指的是“人世间”或“人间事”。社会学的工作，就是通过经验事实的发现，寻找构成人世间的各个层面或领域的形态、机制、结构及规范，揭示生活世界之构造的规律；同样，人的心理、行动及为此提供的意义解释或象征意涵，也是社会学领域中极其重要的问题。不过，只从“人世间”的角度来研究社会，并不能揭示社会存在的本原。涂尔干在《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中说过：“倘若宇宙不被意识到，人就不可能存在，而且只有社会才能全面意识到宇宙的存在，因此，宇宙存在于社会之中；于是，宇宙就变成了社会内在生活的一部分。”其实，涂尔干的意思是，倘若没有神圣存在，便不会有人世间的世俗生活，仅从世俗主义出发来理解社会，无法把握社会的根本。
周晓虹：中国社会学的重建与改革开放的话语叙事——以40位社会学家的生命历程为例
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中国经济持续保持高速增长、社会稳定发展的同时，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也随着现代化的进步发生了巨大嬗变。与此相应，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在内的中国的教育、学术与文化事业同样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在整个社会翻天覆地的变化中，1953年后中断发展的社会学按照邓小平“需要赶快补课”的建议得以恢复，在此后40多年里伴随着改革开放的伟大进程迅速发展，并成为改革开放话语叙事的重要部分。
文明通常有两个含义。一方面，人们把文明看作一定时间和空间范围内的社会文化复杂体，如新石器文明、农耕文明、玛雅文明、儒家文明等。这种文明观把文明看作一个实体（entity），因此也可以叫作实体文明观。另一方面，人们把文明看作一种行为标准，而这种行为标准通常是建立在对自发的本能、生理冲动以及情感的自我约束和控制的基础上。例如，用手揩鼻涕、随地大小便、把家暴当作规训子女的方法、用强力争夺资源获取的优先权（如男子不遵守女士优先的规则），均被看作违背了文明的行为标准。这种文明观也可以叫作行为标准文明观。
杨典：现代化类型学、阶段论与中国式现代化——兼论中国式现代化对西方现代文明困境的回应
尽管国内外学界对现代化理论和实践进行了大量研究，但仍有两个重要问题亟待厘清。一是现代化与西方化是什么关系，后发国家的现代化道路是否只有西方化一条路可走？二是现代化是一劳永逸的状态还是分阶段不断演化的过程？西方国家在人类历史上率先实现了现代化，是否意味着会一直领先，而非西方的后发国家是否也会一直落后于西方？基于现代化理论和过去200多年主要国家的现代化实践，采用全球社会学视角，在提出现代化类型学和阶段论的基础上，可尝试对以上问题作出回答。
冯仕政：共同富裕与国家治理——从经济政策、公共政策到社会政策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中，实现共同富裕既是国家治理必须完成的重大任务，也是国家治理必然面临的重大挑战。从表面上看，在“共同富裕”这个概念中，“富裕”才是中心词，“共同”只是限定词。也许因为这个缘故，许多人思考的重心仍然是“富裕”，从而把共同富裕理解为一个单纯的经济学问题，倾向于用经济学逻辑去思谋解决之道。将共同富裕问题化约为收入分配改革，就是这种倾向的一个典型表现。然而，如果从实现的机理来看，共同富裕的关键，当然也是难点，却是怎样实现“共同”与“富裕”的迭进递推和良性循环，避免因单纯强调“富裕”而致两极分化，或因单纯强调“共同”而走向平均主义，结果逆转为共同贫穷。在这个意义上，“共同”与“富裕”同等重要，并无先后高下之别。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谈到，改革的重大成效之一是“我国社会大局保持长期稳定，成为世界上最有安全感的国家之一”。这一论述是对我国社会治理创新取得成绩的客观评价。考虑到中国社会过去40多年来经历的巨大转型和面对的复杂情况，如何对已有治理经验进行系统化提炼，在制度文明的意义上讨论“治理现代化的中国模式”就成为一项具有时代紧迫性的理论课题。
雅克·戈迈耶：不确定性在知识体系与西方政治调控体制之间的系统效应
基于对西方社会的观察，可讨论其社会政治调控所面临的不确定性并探究这一不确定性的意义。这是分析知识体系与政治调控体制之间的系统效应的目的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