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治经济学原创性理论的三大来源

　　很感谢主办者邀请我参加这次“学术中国”国际高峰论坛。谈学术中国，首先要清楚我们的目标是什么？中国社会科学需要自己的原创性理论。正如原创性的技术一样，原创性理论也是大国重器。

　　政治经济学是社会科学的核心

　　因为中国传统上没有社会科学，近代以来我们通过跟西方社会科学学习、借鉴、对话，我们的社会科学取得了很大的成果。但在很多领域，我们的社会科学还是应用型的。这种局面是很难可持续发展的。要创造中国的原创性社会科学理论，还是要从政治经济学入手，因为西方整个社会科学体系的核心就是政治经济学。中国的社会科学的核心也不可避免的是政治经济学。

　　对我们来说，政治经济学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去构造原创性的中国政治经济学理论。在西方，亚当·斯密、卡尔·马克思都是非常伟大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家。但如果我们忽视他们的来源、思想的背景，就很难理解他们的理论。要构建和创造中国原创性的政治经济学理论，首先要看我们的来源是什么。通过这些年的研究，我觉得至少有三大来源，我把它称为三个传统。

　　第一个大的来源，即第一个“大传统”，就是中国2000多年的、至少从秦汉到晚清的政治经济学实践经验。第二个来源，我把它称为“中传统”，就是从近代以来的中国政治经济学实践经验。第三个来源，我把它称为“近传统”，就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政治经济学实践和经验。实际上，实践是最重要的中国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来源。毛泽东说过，人的正确思想从哪里来？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实践中来。中国政治经济学原创性理论也是基于中国的实践。

　　秦汉以来的“大传统”：三层结构下的政府—市场均衡

　　就传统的政治经济学而言，我们以前简单地认为传统是“封建落后”。五四运动以来，一句话就把传统打发掉了。这些年来，基于文化自信，我们开始从传统上去寻找我们的政治经济学来源。中国的传统政治经济学，如果仔细去看，现代政治经济学的很多来源和思想都包含在传统里面了。比如，近代以来第一个真正的政治经济学学派——法国的重农学派，它的思想就来源于中国的古代经典，包括《易经》、道家“无为而治”的学说和儒家的“政府不与民争利”学说。中国政治经济学最好的经典是《管子》和《盐铁论》，里面包含了大量的、可以称之为“政府经济学”的思想和构架，只是没有被系统化、概念化和理论化。

　　中国从汉代至今，实际上一直存在着一个由三层市场组成的混合经济体。经济体系的顶端一定是国家资本，而在基层具有庞大的以中小型或者微型企业为基础的民营资本，中间层则是国家资本跟民营资本互动的一个领域。实际上，近代人非常聪明，把中国经济、中国企业分成三类。第一类是“官办”，也就是今天的国有企业。第二类是“商办”，也就是我们说的民营企业。还有一类是官督商办，早期的“公私合营”，现在的PPP都属于这个类型。中国历史上，政府跟市场的作用基本上是相对均衡的。凡是政府作用跟市场作用相对均衡的时候，中国的经济发展就好，经济的发展也是可持续的。

　　当然，中国也有几段并不长的历史时期，市场的作用被弱化，甚至消失了。一是两汉期间的王莽改革，二是宋朝的王安石改革，三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改革，最后是改革开放以前的计划经济时代。应当指出的是，即使这四段时期里国家主义盛行，主要也还是为了应付因为经济结构失衡导致的经济上的危机。除了这四段短暂的时期，中国的政府跟市场之间一直是很均衡的。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没有被中断的文明，中国的经济实践也是这样的。王朝来来去去，经济实践总避免不了这三层市场的结构。今天，我们又回复到传统的三层市场的一个结构。

　　近代以来的“中传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第二个“中传统”，主要是以中国共产党为主导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我们强调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的贡献，更要强调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的贡献是通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产生影响的。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分成两段。1949年以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要要解决的还是一个革命的问题，是建立一个政治秩序的问题。这一段时期，我们是成功的。1949年以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际上也已经开始了。最初，我们照抄照搬苏联的计划经济模式，但是很快发现苏联版的计划经济模式不适合中国。所以，尽管当时苏联跟中国都实行计划经济，但苏联版本的计划经济跟中国版本的计划经济是不一样的，苏联版本的计划经济主要是中央政府的集权，而中国经济活动，包括各方面的权利，甚至产权，是可以“分割”的，是由各级政府来掌管的。中国和苏联后来走上不同的改革道路，跟这个也是有关系的。

　　改革开放以来的“近传统”：独立开放的现代化发展模式

　　第三个来源，我把它称为“近传统”，就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这个实践更广，因为这时中国的经济成长、经济发展是在开放状态下进行的。中国跟世界经济互动，中国通过向西方学习，和世界经济接轨，成为今天世界经济的一部分。但我们要意识到，中国向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种制度选择模式，也就是中国现代化模式，就是中国既取得了发展又保持独立。如果大家放眼当代世界去看的话，很多国家不开放，它就发展不起来；很多国家向西方开放，但是慢慢也变成依附于西方的一个经济体。中国是少数几个既开放又实现了自己独立发展的这样一个现代化的模式。这是需要我们特别关注的，是政治经济学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

　　实际上，这个现代化模式也跟第二段“中传统”有关系。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信念，是经过了中国化的。后来改革开放学西方，也从来没有简单地照抄照搬。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适合论”，鞋子穿着合适不合适，只有穿鞋的人才知道，而不是造鞋的人。改革开放以来，正因为跟世界经济互动，跟西方经济互动，我们各方面的体制发生了很大的转型，中国也从20世纪80年代那么穷的一个经济体，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更重大的成就，在于过去40年里实现了7亿多人口脱离绝对贫困状态，这些都是世界经济奇迹。

　　从三大来源中寻找中国命题

　　未来要做什么？就大的传统来说，要好好总结传统实践经验。经济学家、社会科学家要去读历史，从2000多年的历史中寻找中国政治经济学的传统资源。西方的政治经济学是根据它的文明传统，中国的政治经济学也应基于自己的文明和传统。

　　第二个“中传统”，我们要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更要强调中国的实践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贡献，而不是简单地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来评判中国的政治经济实践。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实践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至少有三大方面的贡献。一是产权制度。马克思根据当时西欧的条件，认为私有制是社会不公平、不公正的根源，所以要消灭私有制。中国现在实际上是混合所有制，国有经济占主导地位，但也容许鼓励民营经济的存在，国有经济跟民营经济一起发力，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发展。二是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马克思当时根据西欧的情况，认为国家只是资本的代表。但这个论断既解释不了中国的传统国家，更解释不了现在的中国，我们的政府、国家代表着最大多数人的利益。三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或者阶层理论。马克思主义主要是一种革命与社会变革的理论。在和平时期，大部分国家都是强调阶级和谐、阶级利益协调。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的政治主体，它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代表的是最大多数人的利益，要通过它协调不同社会阶层、不同社会群体、不同地区之间的利益。

　　改革开放以来的“近传统”内容更多了。政治经济制度方面有很多创新，比如混合产权理论，还有我们的扶贫经验、追求共同富裕的经验、国家的动员机制、对外开放政策，加入世界经济体又不失独立性，跟世界接轨又对世界规则的贡献，方方面面都有很大的挖掘空间。

　　要创建原创性的中国政治经济学理论，就不能以西方的命题为命题。首先是要找到中国的命题。现在做的很多研究都是西方的命题、中国的经验材料，这个现象是不可持续的。如何找到中国的命题？我想近代以来的实践就是最好的中国的命题。我希望同仁们有意识地基于中国丰富的实践经验来构建我们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

　　（本文根据会议发言整理，经作者审定）

　　政治学方法论对于历史观的建构

　　社会科学的方法论不但是用来研究具体问题的，看不见的功能更在于塑造史观即世界观。一百多年来，中国政治学学科与现实政治之间一直存在或隐或显的紧张关系，根本原因就在于政治学方法论具有塑造史观的功能，而非历史性的史观与具有高度历史连续性的中国政治之间存在着内在张力。

　　在中国政治学学科史上，制度主义、理性选择主义和阶级分析可谓政治学传统的“三大方法”。自基佐以降，旧制度主义政治学研究的核心就是代议制政府，因为代议制政府原理是体现了真理、正义与理性的统治权理论，代议制政府是最好的政府形式。20世纪80年代，在行为主义—理性选择主义当道的背景下，马奇和奥尔森的一篇《新制度主义：政治生活中的组织因素》开创了所谓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学者们开展了议会制—总统制谁好谁劣的第二轮争论。但是，从旧制度主义到新制度主义，都没有离开以政体为核心的政治制度研究传统，新制度主义政治学重视的其实还是代议制政府是最好的政府形式这一根深蒂固的历史传统。

　　在政治学方法论谱系上，代议制政府作为史观的传统，由行为主义—理性选择主义方法论传承并发扬。二战后，行为主义方法论几乎成为美国社会科学的不二法则，认为可以通过个体、社会的行为研究而回答所有学科的所有问题。这看起来是政治学说史上的革命性变革，其实具有内在的一致性逻辑，那就是欧洲史和美国史都是以社会史为面向的历史。代议制政府建立以后，政治学研究转向以个体、社会为中心是水到渠成的；而社会中心主义史观和个体中心主义史观都是自由主义的历史观，只不过后者是更赤裸裸的“个人占有主义”。与行为主义的去国家化、非政治性相比，理性选择主义更上层楼，抽掉了政治的公共性基础。20世纪80年代，民主化的“第三波”到来时，理性选择学派与时俱进，认为“追求承认”也是利益最大化的计算，弗朗西斯·福山因此基于黑格尔的“承认”理论，演绎出“历史终结论”，代议制民主被认为是人类最好也是最终的政府形式。“民主转型”成为此后几十年的研究议程，诸如“民主和平论”“软权力”等流行一时的概念其实都是围绕代议制民主的优越性而展开的。

　　制度主义方法论政治学沿承的是西方与生俱来的政体论传统，行为主义—理性选择主义是西方社会史的政治学变种，这说明作为方法论意义上的政治学理论首先是历史政治理论。然而，当历史政治理论脱离了历史而绝对化以后，结果必然事与愿违。因此，试图改变“中国性”的制度主义方法论和理性选择主义方法论存在着天然的局限。中国政治学需要找到基于自己历史文化和政治实践的方法论。

　　首先，需要将曾经在中国居唯一重要地位的阶级分析方法“找回来”。阶级分析方法论起到了拯救中国的作用，但因放大其冲突论招致政治动荡而被严重误解。毛泽东的经典论述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表明，中国共产党人的阶级分析方法兼具冲突论和功能性整合意义，冲突性阶级分析是为了解决问题，以实现功能性整合；阶级分析的冲突论和功能论属性都是为了实现人民利益，阶级分析方法与人民史观具有内在的一致性。“人民史观”的方法论基础只能是包含着冲突论，在现时代更多的是功能论的旨在社会整合的阶级分析方法。

　　就中国语境而言，制度主义方法论和行为主义—理性选择主义方法论是“求变”即改变中国政治制度的方法论。阶级分析方法对于理解甚至解决现实政治大有助益，但在发现理论上力有不逮。因此，中国政治学必须基于历史尤其是中国史而推出以历史研究为基础、能够辨别理论和发现理论，并能解释现实的方法论，这个方法论是以历史为基础、理论发现为取向的，这就是“历史政治学”。历史政治学首先是政治学范畴，即以识别、发现政治理论为目的论；其次是以历史研究为基础，但不同于历史学靠史料说话的学术传统，而要以理性和原则为导向。

　　理解历史政治学的关键是“历史本体论”。社会科学首先是地方知识，所有的社会科学研究首先都是本国中心主义取向的。符合中国史和现实实践的史观只能通过产生于中国历史文明传统的政治学方法论去塑造。为此，至少要做以下三个方面的研究。（一）当代中国政治与中华优秀政治传统的关系。比如，当代中国政治沿承大一统的政治机制，民本思想在当代中国的实现形式，国家治理与“致治”传统的关系，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天下观的关系等。（二）重述政治学基础概念。一统的政治史属性所规定的时间性演化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制度结构和制度安排，肯定不同于社会史条件下所形成的政治制度、政治观念和政治行为，因此权力、国家、政府、政党、官僚制等基本概念都需要重述。（三）世界政治史。中国人不但需要观察国内政治的新史观，同样需要新国际秩序观。

　　政治学是时代的产物。“中国之治”中体现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不仅是如何治国理政的政治实践问题，更有涵养和支撑政治实践的“道”——历史观。政治学方法论塑造政治史观，中国人的政治史观历经百年漂泊、彷徨之后，最终还是应该回归我们心灵的故乡——中华文明。

　　时代变局与中国政治学发展新机遇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2020年初以来，新冠肺炎疫情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相互交织，更加凸显了研究和解答“西方之乱”“中国之治”命题的迫切性和现实性。在某些西方大国陷入经济困境、一些政府出现“政治失能”的背景下，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了“十四五”发展规划，提出了面向未来十五年甚至更长远时期的远景目标，凸显出中国发展独特而非凡的制度优势和发展动力。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社会大变革的时代，一定是哲学社会科学大发展的时代”。每一次世界历史大变革，都必然伴随着思想、理论激荡起伏，伴随着学术范式的脱胎换骨。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如何认识世界的变革与调整？如何更好地实现中国学术的突破与超越？回答好时代性命题，是中国社会科学界的责任所在。

　　新时代中国政治学，一方面需要精准把握冷战后世界政治演变的总体特征与基本逻辑，进一步找准自身的时代定位与发展方向；另一方面，需要紧跟时代脚步，呼应人民期待，自主自为自强，通过自身的高质量发展，在动荡变革的世界中实现思想突破与学术超越，加快构建起中国特色的政治学知识体系和教学研究体系，切实增强在国际学术界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新中国70多年的发展建设经验开启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门，开辟了一条通过政治创新超越西方模式禁锢的道路，为推动国家全面发展提供了崭新的逻辑框架和价值遵循。冷战结束后30多年来，在东欧剧变、苏联解体、苏共垮台的历史对比下，在金融危机后西方政治生态乱象丛生的背景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理论与实践为超越西式民主“一元论”提供了绝佳的学术滋养和历史机遇。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世界不仅面临经济窘境，同时也陷入政治困境，再现了西式民主的基因缺陷和逻辑漏洞。2020年，在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的国际背景下，各国政府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不同表现，实际上是对不同政治制度、不同政党的效能及能力差异的全面检验。这些都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理论界尤其是政治学界破除西式民主崇拜及政治迷思提供了越来越多的现实佐证和背景资料。

　　世界历史发展经验表明，探索、创新不仅是自然科学和科学技术领域的主题，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探索也不例外。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国家治理领域不断出现的新问题、新任务、新课题，必将给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创新和学术繁荣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伴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完全有信心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国方案。“十四五”时期的五年是不同道路、理论和制度竞争竞赛的关键期，这就需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对人类意识形态和制度模式的探索做好理论和学术支撑。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治理一个国家，推动一个国家实现现代化，并不只有西方制度模式这一条道，各国完全可以走出自己的道路来。冷战结束以来的30年，世界尤其是中国的发展用事实宣告了“历史终结论”“西式自由民主完胜论”等西式教条的破产，宣告了各国最终都要以西方制度模式为归宿的单维度、线性式机械论及历史观的破产。

　　新中国70多年建设实践的辉煌成就，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自觉、自主、自强提供了充足的养料。中国的发展与成功也推动着、引领着世界发展潮流的转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中国的新民主观和全面发展道路，体现了发展价值多元一体、发展进程包容有序、发展理念科学实效，显示着强劲的政治发展力和国际影响力，展示着良好的发展前景。

　　新时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应紧跟时代步伐，在科学认识冷战后世界格局演变的特征与逻辑中找准自我定位与方向，加强对我国发展和党执政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的研究，通过理论突破与实践超越，实现自身的高质量发展，不断增强在国际学术界的话语权和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