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外开放的国情特色与时代特点

　　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的对外开放走出一条既符合本国国情又遵循发展规律的独特道路。

　　中国对外开放的阶段性特点

　　中国的对外开放进程表现出三个阶段性特点。第一是渐进式推进。从1979年7月党中央和国务院决定设立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经济特区，到2000年伴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对外开放进一步扩大到西部地区，我国共用约21年时间实现了第一阶段的渐进式开放。随后，从1996年进口关税总水平降至23%、取消176个进口商品的配额许可证和限制措施，到2001年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进口关税总水平降至15.3%，再到2018年进口关税总水平进一步降至7.5%，我国用与入世接轨的20年完成了渐进开放的第二阶段。总体来看，我国选择渐进式开放策略，是与所处阶段的国情相匹配的。第二是开放推动改革。推进开放，有助于创造新的体制需求，这为改革提供了选项来源；有助于提供新的体制供给，这为改革提供了方向参照；有助于创造法律建设需求，这为立法提供了顺序选择。第三是制度型开放。201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提出“制度型开放”的重要概念，强调稳步拓展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这是我国对外开放进入新阶段的重要标志。制度型开放的重要性，一方面在于贸易投资体制的稳定性和可预期，有利于保障贸易和投资的长期稳定发展；另一方面是让市场机制在对外开放中更多发挥配置资源的作用，使开放继续发挥推动改革的重要作用。其中，发挥市场在资源跨境配置中的基础性、决定性作用，主要指：一是在出口和进口之间保持“中性”。通过出口扩大市场、获得规模经济和分工的益处，与通过进口引进各种短缺资源、提升国内产业技术水平，两者同等重要。二是在吸收外资和对外投资之间保持“中性”。吸收外资带来的资金技术管理经验等，与对外投资带来的投资收益和当地生产优势等，两者同等重要。三是在外资企业和内资企业之间保持“中性”。公平竞争能筛选出竞争力较强的企业，促进整个产业提升效率和竞争力。

　　在特色与共性中寻求理论价值

　　解释对外开放决定的经典理论包括“绝对优势理论”“比较优势理论”“要素禀赋理论”和“边干边学”等，而解释开放特点的模式通常分为“垂直分工”与“水平分工”两种模式。中国对外开放的基本面符合发展规律，说明中国经验具有普遍性。开放初期的最大特点是大量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和大量引进资金技术，与发达国家之间构成典型的垂直分工模式，比较优势理论、要素禀赋理论都能给予解释；后期随着国情的持续改变，开放的特点也随之变化，产品结构、资金和技术进出口等都得以变化迭代，分工模式逐渐转向水平分工，这些变化都能得到较好的理论解释。结论是，中国的发展道路不同于其他国家，以其独特特征与卓著成就引起世界广泛关注。因此，讲好中国故事，是中国学者的责任，也是学术研究的比较优势；与此同时，我们既要研究特色，也要研究特色之中的共性，寻求现象中的普遍规律。只有这样，中国特色才具有普遍价值，才能够被更多国家所借鉴，成长为有世界影响力的理论体系。

　　构建欧亚大陆经济新秩序的中国路径

　　中国经济现代化的经验是独一无二的。当前，中国正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世界也需要运用这样出色的经验创造经济奇迹。毋庸置疑，我们可以并且应该学习中国改革的辉煌经验。

　　新治理体制造就中国经济奇迹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同时推进技术革命和治理革命，创建了一个新的治理体制。事实上，中国正在为创建世界经济新秩序作出重要贡献。这种全新治理体制的有效性，不仅超越了苏联计划经济体制，甚至明显优于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跨国垄断金融体制。我们将其称为“混合式体制”，之所以是“混合式”，体现在中国建设了一个结合各个社会群体利益、战略规划与市场的自组织机制，国家统一对资金流动与私营企业进行管控，并对基础设施统筹管理的治理体制。

　　中国是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发展中国家，将中国经济奇迹说成国家资本主义是完全错误的。中国所建设的全新治理体制，在意识形态上是社会主义体制，注重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改善人民生活质量是国家的首要任务。此外，加强环境保护、掌握现代先进技术，也使中国经济更具竞争性和领先性。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经济总量扩大了10倍。当前，在发达国家经济发展较为缓慢的背景下，中国这一成绩着实使人惊叹。

　　与此同时，在过去的10年，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核心国家一直试图通过发行货币维持自身经济活力，但这些钞票带来了一系列金融泡沫。尽管大量发行货币、采用零利率政策，但美国、日本和韩国等经济体并没有实现快速增长。这是因为之前的经济管理体制，即世界经济帝国秩序正在丧失活力。今天，中国经济货币化程度已经是美国的两倍，说明中国经济更为发达和健康。这是因为中国政府发行货币主要用于投资贷款。发行货币、实施货币政策的主要意义在于最大限度地提升投资活跃度。国家通过投资发展生产、研发新技术，更好管理民营企业，进而在产量、居民收入、消费规模以及人民生活质量等方面达到最大幅度增长和提升。因此，中国创造的经济治理体制，可以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所使用，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成果。

　　今天的中国不再是追赶型经济体，而是即将领先的经济体。中国拥有规模最大的现代5G通信网络，远超美国和欧洲。中国在大规模实施太阳能计划，而太阳能正在成为能源系统中结构性变化的主要引擎。中国成功研发了纳米生物工程技术、增材制造技术，正在进行生产机器人化、创建世界最大的人工智能系统。中国还基于最先进的信息系统有效管理其信息空间。毫无疑问，中国会完成“十四五”规划中将本国技术转向“自给自足”的任务。因为中国采用了更加有效的治理体制，该体制明确了技术经济发展的重点、激发了市场主体的活力。

　　努力共建世界经济新秩序

　　这些革命性的变化也体现在俄罗斯与中国的合作框架中，两国正在实施欧亚经济联盟同“一带一路”倡议对接计划。我们正在共同努力建立一个世界经济新秩序。这一秩序建立在尊重所有国家主权的基础之上，建立在结合各方竞争优势之上。它不会为了消除国家间贸易壁垒，而将零和游戏强加于他人。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主要意义，就在于为各国经济发展创造新机遇，实现协同联动效应。因此，相互尊重国家主权和各方利益，坚持开放原则，严格遵守国际法，实现监管透明，注重竞争优势相结合等原则，构成了世界经济新秩序。

　　我们现在目睹的石油市场、粮食市场的混乱，以及因10年前西方国家无限制发行货币，如今体现出来的巨大通货膨胀，导致了全球经济的长期低迷。因此，我们不应再停留在即将成为过去的世界经济旧秩序，而是应在欧亚大陆建立一个经济新秩序，一个为促进生产、改善人民福利提供最有利条件，由不同国家共同享有竞争优势的秩序。

　　相信，在推动构建世界经济新秩序的努力中，中国的“混合式体制”将与我们在欧亚经济联盟中建立的经济治理体制一起，成为欧亚地区实现长期稳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庄严宣告，我们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在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这表明中国共产党开创的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步入了一个新发展阶段。按照“十四五”规划，到2035年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要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这成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一项重大战略性任务。为此，要把握好以下两方面政策思路。

　　稳步提升经济潜在增长率

　　保持经济增速处于合理区间，实现2035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经济增长目标。实现共同富裕首先要保证“富裕”，保证不断提升“富裕”水平和持续做大“蛋糕”能力。基于现代化规律，到工业化后期和后工业化阶段，经济潜在增速开始下降。根据人口预测模型、资本存量估算、全要素生产率计算等测算，中国现代化进程总体趋势平稳，“十四五”期间中国平均GDP增速为5.4%，2021—2035年中国平均GDP增速将为4.9%，到2050年潜在增速保持在3.3%以上。这表明我国经济增长在相当长的时期还将保持足够的潜力，我国有能力在“十四五”时期完成“中等收入陷阱”的跨越，也有能力到2035年人均GDP基本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最低门槛水平。但是，总体上看，到2035年经济增长能够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潜力基础并不牢固。在新发展阶段，既要保证宏观经济政策稳定性和连续性，促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政策与需求侧管理政策有效协同，从而实现经济潜在增长率；又要通过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和实施高水平开放，提高科技创新水平和高水平自立自强能力，进一步畅通国民经济循环，不断提升经济潜在增长率。

　　进一步完善收入分配格局

　　以完善分配格局为重要抓手，在促进高质量发展与构建新发展格局中推动共同富裕。新发展阶段我国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如何提高发展的平衡性、协调性、包容性，推进高质量发展，是新发展阶段深化现代化进程的关键。而在分配领域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是制约高质量发展的一个主要矛盾。从构建新发展格局角度看，这也是生产、交换和消费各环节循环畅通，实现高水平供需动态平衡的一个关键制约。分配领域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是，在收入分配格局中居民可支配收入水平和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份额都有待提高，行业收入差距、城乡收入差距还比较大。在新发展阶段，需要围绕人的全面发展深化分配体制改革，在一次分配中要注重经济增长的包容性和协调性，二次分配中要加大分配力度和聚焦公平公正，三次分配中要强化企业社会责任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不仅会直接促进共同富裕的实质进展，也会促进以居民消费为主体的内需格局的形成，从而有利于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新发展阶段，在保持经济合理增速的前提下，要把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摆在一个更加重要的位置并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蛋糕既要“做大”又要“分好”。这对政府治理是一个更有挑战性的重大任务，对政府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提出了更高要求。因此，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必须加快推进国家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现代化，为实现共同富裕提供更好的制度保障。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中国发展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有助于中国更好应对当前世界可能发生的各种危机。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爆发与积极应对，即是对这一概念的例证。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在推动自身改革发展的同时，也在更好应对全球变革。本次疫情使贸易保护主义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新常态”。而中国也进入了经济增速放缓、向高质量发展转变以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新常态”发展时期。2020年春以来，中国转向疫情后的经济复苏，这不仅包括恢复自身经济增长，还要调整与国际局势变动相适应的国民经济政策。目前，中国已在疫情防控方面取得了决定性胜利。有效的防控机制减缓了疫情对中国经济的冲击，同时也使中国能集中精力加快经济发展，转变与世界经济的互动模式。

　　新发展格局助力中国市场建设

　　全球化正在遭遇严峻挑战。全球经济已不再像二三十年前那样开放与包容，西方国家逐渐走向贸易保护主义。因此，旧有“国际循环”模式无法使中国实现进一步繁荣发展，也无法巩固其国际地位。在这一背景下，“双循环”战略的提出，不仅有助于避免中国与以美国为主导的西方国家经济合作的恶化，还有助于推动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的全球经济变革。这两方面影响都是长期的。中国正在夯实自身经济基础以应对不利的外部因素。而“双循环”战略旨在深入推进对外开放，增强国家在高新技术领域的综合实力。通过长期发展规划的部署，中国将成为一个巨大消费市场，全球制造商在此展开竞争，这也将确保中国在2025年以后有效抵挡外部经济冲击。国内消费需求将推动建立涵盖各类商品和服务的国内生产体系，其中也包括高技术产品。由此，中国将逐渐满足自身的高质量消费需求，不再过度依赖外国供应商。这一发展方向的第一步即是“十四五”规划。

　　依托自身优势 积极参与国际竞争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了当前中国经济发展趋势。在过去十年中，中国对外部市场的依赖已逐渐减弱，但这并非是在远离全球经济，而是在努力改变其国际地位。在国内环境保护与人口发展的制约，以及不断增加的外部挑战下，中国不可能继续作为“世界工厂”，但其将以高等教育和雄厚人力资源的优势，努力参与高新技术领域的全球市场竞争。国内市场发展将吸引大量外国投资者和供应商，由此带来的激烈竞争也将同时带动中国和世界经济发展。来自中国和国外的制造商为争夺中国市场而展开的激烈竞争，将推动中国成为一个提供现代优质产品的制造大国。

　　眼下，从全球视角客观评估中国经济发展将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一方面，对中国稳定全球经济增长所作贡献的认识，以及对中国对外贸易与投资的积极预期，使人们更加期待通过与中国合作而获得丰厚收益。另一方面，一些发达工业国家对于新技术领域激烈竞争的担忧，助长了对所谓的“中国经济威胁论”的杞人忧天。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大背景下，正是有了中国的参与，人类才能步入平衡、协调、包容的全球化发展新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