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一百多年来，文学不仅以艺术方式鲜活呈现了中国现代化的恢宏景观，也密切参与着中国现代化的发展进程。在首届“学术中国”国际高峰论坛上，张江、南帆、汪晖、陈晓明、周宪、张福贵、党圣元、高建平、朝戈金、刘跃进、卜松山（Karl-Heinz Pohl）等国内外知名学者，围绕“文学、文化与现代化”这一主题发表了精彩的见解。本期“学术中国专刊·文学”推出部分学者的发言摘要。与会学者的发言，本版将分期陆续刊发。

　　阐释学的实践性品格、跨学科性质和跨文化意义，使得这门学科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占据重要地位，具有不可替代的独特价值。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具有悠久的文本阐释传统和丰厚的阐释思想遗产。但是，中国阐释学的概念、理论和方法，它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尚未建立，同西方阐释学思想的对话刚刚起步。发展阐释学学科，构建当代形态的中国阐释学，有利于打破传统学科界限森严的学科格局，培养能够在学科交流与互渗中不断创新的顶尖人才，对于建设和创新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具有重要意义。当代中国阐释学，既要有中国特色，又要有普遍意义。作为具有中国特色的阐释学，必须立足于中国文化，强调中国传统，呵护中国价值；作为具有普遍意义的阐释学，必须具有世界眼光，尊重文化差异，注重“视域融合”；作为当代形态的阐释学，力求打破不同学科之间的界限，突破认识论和本体论之间的边界，重视人文主义与科学实践的对话交融，强调工具性和价值性的交流互渗。对话交融是阐释学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构建具有中国特色和普遍意义的现代阐释学的必由之路。这种对话交融体现在三个方面：不同学科领域的交融对话、人文主义与科学实践的交融对话、中西文化传统的交融对话。

    现代文学概念并非与生俱来，而是现代性理论运作的产物。现代文学概念的定型至少完成了四个方面的理论建构：不同知识体系对接带来的理论扩展，经世致用思想传统的承传，文学语言问题的再认识，叙事文类进入文学视野的中心。相对于现代文学概念的标准含义，娱乐是一个备受压抑的主题。尽管遭到了启蒙与革命两种文学观念的强大抵制，但是，作为审美愉悦的一个组成部分，娱乐主题顽强地存留于大众之中。20世纪80年代之后，娱乐主题在“文化产业”的名义下声势浩大地回归，并且获得经济效益参与的评价体系大力支持。对现代文学概念来说，娱乐主题的重现意味着多方面的理论挑战：娱乐主题的位置，经典与“雅/俗”，大众的构成，商业、市场、传媒体系与文学。这些问题相互联系，持续发酵。现代文学概念应当开启多维的对话与争论，以主动的姿态回应现代社会所面临的种种历史境遇。

　　回溯“20世纪”这一范畴的诞生与1900年前后中国思想界之于帝国主义理论分析之间的复杂关系，可发现，现代中国的“世纪”意识与20世纪紧密联结。它与过去一切时代的区分不是一般时间意义上的区分，而是对一个独特时势的把握。在这一独特的历史时刻，人们不得不去思考18、19世纪甚至更早时期的欧洲和全球问题，以辨别中国在全球中的独特位置。

　　“短二十世纪”的诞生需要从对“薄弱环节”的探寻开始。从探寻革命契机的角度来看，不是旧的欧亚地缘争夺，而是亚洲地区的新格局（尤其是日本的崛起及其对俄国的胜利）造成的革命形势；不是帝国主义战争，而是这些战争所触发的“亚洲的觉醒”，构成了“短二十世纪”的多重开端。因此，从时间上说，“短二十世纪”不是人们通常认为的始于1914年，而是始于1905—1911年；从空间上说，不是始于一个开端，而是始于一组开端；从契机上说，不是始于毁灭性的战争，而是始于突破帝国主义体制和旧制度的尝试与探寻。

　　20世纪的一个显著的文化政治现象是概念横移，即在共时性框架下，不同时间轴线中的历史内容被转换为可以在同一套话语中加以表述的现实，但这些话语或概念——诸如国家、主权、人民、阶级、公民等——的政治内容无法从其欧洲起源处得到界定。在这些陌生的概念被用到迥异于诞生它们的历史条件中时，不但催生了新的意识、价值和行动，而且也产生了新的政治逻辑。因此，离开中国革命的内在视野就难以解释20世纪中国的意义。

　　现代以来的文学最大可能地推动了普通民众接受文学的历史进程，也是通过文学的大众化和人民性，现代启蒙理念最大范围地传播给民众。尤其是1942年后的解放区和1949年后的新中国，文学的人民性借助政治力量的推动，在更大范围内，以更多样的形式与人民打成一片。当然，人民可以最大程度地欣赏文学，其前提还是教育的发展。中学教育的普及和大学教育的迅猛发展，使文学的大众化和人民性的实现具备了充分条件。随着互联网的发达和网络文学的快速发展，文学传播和阅读成为民众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一意义上，人民性以其自然的形式实现了它的理想形式。在理解人民性、民间性建构了中国现代文学的新伦理的同时，也有必要看到百年中国文学在拓展道德伦理边界方面所作的努力，在文学碰撞和破除那些陈腐道德禁区的同时，广大人民的身心也获得了更大的表达空间。百年文学是推动中国走向现代的重要力量，它使我们更加宽容地看待人性的需要，更加自觉地维护人的尊严。

    中国文学的文化自信主要不是艺术判断，而是文化立场和价值观判断。现代性价值是理解中国现当代文学文化自信的关键。中国文学的文化自信首先来自传统文化统摄下的古代文学的家国情怀，这是一种自古而然的人文精神。当然，文化自信也必须包括“五四”以来现代文化的自信，这种现代文化对中国的政治制度、经济形态、教育体制、学术体系乃至道德观念等的建设不可或缺。新文化和新文学不是传统自然延续的一段线，而是传统质变的一个点，是传统发展的新阶段。现当代文学把文学作品的社会功能发挥到了极致。文化自信是文化建设的起点，终点是他信、互信、共信，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一种连续性和整体性的思考。就中国文学来说，文化自信是基础，是文学之根。文化自信应该包含个人文化、族群文化和人类文化的自信。而人类文化元素正是构成文化互信的基础，人性、人类性的文学则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载体。对文化自信的探讨，需要一种开放的理解和连续的理解。

　　“辨体明性”文体批评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乃至形塑了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同时也是中国传统文学批评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古人品诗衡文，往往首先确认文体。确认文体，离不开对文之“体”与“性”的识别，能“辨”之“明”之方为能事者。

　　作为传统文体批评的一个固有特点，“辨体明性”的批评指向与功能在于辨析文章形制与风格特征，即所谓体性。传统文学批评善于从文体与风格的相依互显中察体气观文象，古人以此为诗文评之本分。“辨体明性”中的“体”主要指文之体式、体制、体貌，“性”主要指与作者关联的个性风格，两者之间的关系是本末相兼、体用相洽，涉及文体制式、文体分类、文类辨析、文体流变、风格特征、批评方法论等诸多方面。所以，通过对“辨体明性”的体认，我们可知传统文体批评大体上主要在体裁、语言形式和风格构成、辨体和类分或曰体式、体性、体类这三个层面进行。

　　中国传统文体大多是在因用而成体的情况下形成的，但对文体批评来说，则是立体在先、辨体其后。《文心雕龙》及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多种总集和选本编纂，均为“辨体明性”文体批评奠定了基础，并形成了较为系统的文体观念意识。传统文体批评中以“辨体明性”为内核的辨体批评自此蓬勃兴起，并在唐宋及之后的各个朝代全面展开，枝叶繁茂和硕果累累。“辨体明性”成为传统文体批评具有方法论意义的基本范式。

　　“美学”这个学科是在20世纪初引入中国的。在引入之初，一些美学著作就像外国人穿着中国服装，说出来的中国话很生硬。怎样让美学说中国话，前辈学者作了很多努力。在欧洲，美学也是一个18世纪才出现的现代学科。为这个现代学科溯源，从而写出从古希腊开始的美学史，欧洲学者作了很多努力。朱光潜曾对“美学思想”与“美学”作出区分，认为此前只存在“美学思想”，18世纪才出现“美学”。在中国，也可作出相应的区分。在美学这个学科引入中国之前，中国也有漫长的“美学思想”的历史。因此，中国的美学学科也出现了从“美学在中国”到“中国美学”的发展，然后再进行历史的追溯，构建中国美学的历史叙事。这一发展路径对理解其他人文学科在中国的发展也具有启发意义。人文学科有民族性，也具有普遍意义，在处理这些学科内的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时，有共同的路径可寻。当代，随着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人文学科也得到了相应的发展。作为一门重要的人文学科，美学的发展不仅具有理论意义，而且对社会生活的发展具有现实意义。

　　在现代以来中国和欧洲的思想交锋中，美学占据了特殊的位置。对中国学者而言，美学是萌发新思想的宝库。20世纪初，王国维等人开始将外国的思想文化同本国的传统理念相融合，并创造了一种基本的美学概念，即“意境”或“境界”，指的就是艺术理念与具体场景的完美交融。这也是中国传统美学最重要的一种意识，即审美境界才是生命中最崇高、最高尚的追求。直到19世纪，西方对中国画和中国文学才有了一些浅显的认知。中国艺术对西方的印象派和现代派绘画影响颇深，但西方学者对中国美学的哲学背景却一无所知。

　　由于东西方在彼此认知的过程中存在误解，尤其是西方对中国传统的不了解，中国美学和西方美学其实有天壤之别，因为其背后的哲学框架根本不同。想对彼此的艺术与美学形成正确的认知，需要对彼此的哲学和思想背景有清晰的了解。当我们在面对另一种文化现象时，必须保持批判性的自我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