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离不开时空坐标的勘定。而时空坐标的确定，则由历史观与世界观所规定。纵观首届“学术中国”国际高峰论坛，围绕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探讨，既需要对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伟大实践进行总结与展望，也离不开在学理上对现代化理论的反思与推进。库尔特·勒温曾说：“没有什么比一个好的理论更真实。”透过剖析早期现代化理论的历史观与世界观，“传统—现代”二分的思维模式遭到普遍检视，传统在现代化中的延续性与影响力得到了不同学科的重视与阐发；而以西方为样板的单一现代化模式遭到批判，现代性的多重内涵、实现现代化的多重道路得到更加深入的阐发，并由此奠基了对未来世界格局与人类社会的新构想。更为重要的是，关于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理论思考，实际上蕴含着现代化与现代性关系的重构：现代化道路不仅由现代性所规定，现代性亦经由现代化实践得以更新与建构。

　　反思西方现代化理论

　　在20世纪下半叶的国际社会科学研究中，包括政治学在内的诸多学科深受西方现代化理论的影响。经济的工业化、政治的民主化、社会的世俗化、管理的科层化等指标构成了现代化的诸多面向，也引导着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不同学科的研究方向。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以自由民主和市场资本主义为内核的现代化，不仅被宣称为主导当代世界历史的“时代精神”，更是被福山视为“历史的终结”的标志。

　　正本清源是理论发展与创新的重要前提与基础。检视现代化理论与现代化研究的历史根源，才能更好地辨识其本质属性。全国政协副主席刘新成在开幕式演讲中指出，现代化研究“不源于任何学科”，而是“一种国际政策的产物”。他指出，现代化理论是二战结束后，在美苏争霸、民族解放运动兴起的背景下，美国为争夺新生的前殖民地国家采取的战略举措。这决定了现代化理论兴起之初强烈的意识形态属性以及其基本的理论范式。

　　具体而言，由美国主导的西方现代化理论，“以发达与欠发达的二分法为基础，以传统与现代的对立为主轴，以西方国家为范式，为非西方国家描绘了一条标准的现代化之路”。然而，从撒哈拉以南非洲广泛存在的国家失败到“阿拉伯之春”，许多非西方国家因实行美式现代化方案而陷入经济凋敝、政治衰败的困境；从“9·11”恐怖袭击、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到疫情应对以及最近在阿富汗的惨淡收场，曾被标榜为现代化范本的美国亦不复昔日辉煌。而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成功，正在于从实践到理论都超越了西方现代化理论的局限，才能使中国在世界大变局中实现稳定可持续发展。在政治学研究中，对西方现代化理论的批判性反思则或隐或显地体现在强调国家自主性的“将国家带回来”潮流，对以代议制为核心的自由民主的批判，关于治理等概念的解构与国家治理的提出以及近年来关于政治学本土化的各种努力中。

　　现代化与历史观

　　顾名思义，现代化作为一个历时性过程，与历史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因此，从历史观切题探讨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成为诸多与会学者的选择。不少学者主张以大历史观来认识中国式现代化，也有学者强调超越民族国家的全球史观在摆脱西方现代化理论桎梏中具有重要作用。在具体认识上，本次论坛的重要共识之一在于，深刻反思了西方现代化理论对传统与现代的二分对立式理解，强调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延续性，并从不同角度挖掘推进现代化发展的传统资源。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校长讲座教授、全球与当代中国高等研究院院长郑永年认为，政治经济学是社会科学的核心，要构建中国原创性的政治经济学理论，需要从中国丰富的政治经济实践中挖掘资源。根据他的总结，这些资源可以概括为三种传统：一是中国自秦汉到晚清两千多年的“大传统”，其核心特征就在于三层混合市场结构下的政府—市场均衡；二是近代以来的“中传统”，主要是以中国共产党为主导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三是改革开放以来的“近传统”，即走出一条既开放又实现了独立发展的现代化模式。而在这三种传统中，亦存在着延续性。比如，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就已经发展出不同于苏联的计划经济模式，从而为改革开放奠定了基础。

　　如果说关于传统—现代之间历史延续性的主张认为现代化研究拓宽了研究视野和理论空间，那么，关于学术研究与历史观建构之间关系的阐发，则对于勾连现代化的理论与实践具有重要的意义。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教授杨光斌指出，中国政治学学科与现实政治之间长期存在着紧张关系，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国政治学过去深受制度主义和理性选择主义方法的影响，并按照这些基于西方经验的理论来对照中国的现实。因此，中国政治学必须发展能够寻找重大现实问题、重大理论问题的历史渊源与历史轨迹的方法论，也就是“历史政治学”。杨光斌指出，基于新的方法论，今天的民主集中制与古代的大一统、今天的协商民主与古代的协商政治、今天的巡视与古代的监察制度、社会主义与传统的民本主义都可以对应起来。因此，政治学方法论对于历史观的建构，对于理解、阐释当代中国政治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具有重要的意义。

　　现代化与世界观

　　现代化带来的不仅是地方性的历时性变迁，更构成世界历史进程的内在驱动，与全球化相交织而深刻形塑着当代世界。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提出与实践，标志着西方单一现代化模式论的破产。承认并尊重通往现代化的多元路径，构成与会学者的基本共识。

　　对多元性的承认，也意味着全球范围内的普遍现代化过程中，文化多样性、政治独特性之间的分歧、碰撞在所难免。尤其在当下，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格局正在经历深刻的历史性变化。这种局势加剧了现代化与全球化的复杂关系，也对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带来了更加严峻的外部环境。如何在迈向现代化的进程中处理好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是重大的现实与理论命题。

　　围绕上述问题，强调在现代化的世界历史中构建、展示中国的“主体性”构成了政治学者鲜明的学术自觉。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兼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院长张树华研究员指出，中国学术要抓住时代变局带来的机遇，在科学认识冷战后世界格局演变的特征与逻辑中找准自我定位与方向，加强对国家发展中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的研究，通过理论突破与实践超越，实现高质量发展，不断增强在国际学术界的话语权和影响力。这与郑永年主张从中国历史中挖掘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的资源、从实践中找到中国命题，杨光斌提倡以历史政治学构建符合中国历史与现实的历史观，共同体现了政治学界对于学术研究“中国性”的自觉与努力。

　　面对全球化的深刻调整，各种“逆全球化”“后全球化”浪潮的此起彼伏，学者们对于中国在全球化以及全球治理中的角色寄予厚望。如何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进程中提炼国际发展合作中的“最大公约数”，关注全人类共同价值，抓住全球治理中蕴含的政治机遇等命题，成为讨论的热点。外国专家尤为关注中国现代化对于世界的积极意义，对于中国现代化发展之于人类进步的贡献抱以更具体的期待。美国库恩基金会主席库恩博士强调了中国在实现共同富裕、推进人工智能等高科技领域的自主创新、合理处理电子信息和大数据等方面的未来意义；席勒研究所创始人兼主席黑尔佳·策普-拉鲁什则着眼于未来视野下中国对世界历史的贡献，主张中国就经典文化加强与欧美的对话。

　　实际上，经由现代化与全球化的多重形塑，关于“世界”的理解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也是围绕现代化的跨学科讨论带给政治学研究最重要的启示之一。正如国际关系学者所指出的，当前已经不能以“国际”本身来理解国际格局，各种新的发展变化正在作用于全球乃至地球之外的新疆域。这种国际社会、世界社会、地球社会的叠加状态，构成了迈向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基本背景，也加剧了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复杂性。同时，这也为以（民族）国家为主要分析对象的政治学研究提供了启发，对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思考政治学的核心命题——现代国家建构提出了新的要求。

　　现代化与现代性

　　对于现代化的探讨，离不开关于现代性的理解。如果说早期的研究是在与传统的对比中使现代性加以显现，并由此规定了现代化道路的具体内涵；那么，在强调承认与尊重现代化多元路径的背景下，在比较视野下总结现代化道路乃至现代性的中国性构成了与会学者的关注重点之一。概言之，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本质就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两者具有内在的一致性。

　　围绕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南开大学讲席教授朱光磊、中国行政管理学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鲍静研究员从政府治理的现代化与人的现代化等现代化的基本维度入手，结合中国的具体实践展开分析。围绕共同富裕这一“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教授徐勇从国家能力建设的角度对其内在机制进行了阐发。徐勇认为，中国贫困治理的成功源于中国特有的国家善治能力，具体表现为国家动员能力、国家改造能力、国家整合能力、国家发展能力。这些善治能力内生于中国的历史和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内在规定性，与中国共产党人的神圣使命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密不可分。

　　消除贫困、实现共同富裕的中国式现代化，是以人民为中心、为人民谋福祉的现代化，这与以资本为中心、追求资本利益最大化的西方现代化有着根本区别。而指引中国现代化实践的思想基础，则在于马克思的现代性思想与现代性批判，体现为“肯定现代化的进步意义与否定资本现代性的双重视角”。在这个意义上，以共同富裕为特征、以人为中心的中国式现代化，在本质上开辟了有别于资本主义的现代性类型，也开辟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为现代性注入了全新的内涵。具体到政治学研究，如何在理论上澄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实践、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以及中国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之于现代国家、现代政治以及政治现代性的价值与贡献，或许是未来重要的研究议题。

　　要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于现代性的贡献，需要回到现代性本身的特质。现代性并非一个封闭的概念，而是具有开放性、流动性与反思性的特质。这些特质意味着，关于现代性概念的定义与解释不应该被任何人或国家所垄断，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文明有权根据自身的现代化实践来充实或修正“现代性”的内涵。可以说，正是现代性的开放性、流动性与反思性特征，使得现代化过程具备了建构现代性的可能。流动的过程、变化的关系赋予了现代化以建构的力量，并由此改变现代性的质的规定性。正是在这种流动与反思中，人类文明新形态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现也被赋予了更多的想象空间。当然，现代性如何在这种开放性中实现其作为统摄性概念的存在意义与实际内涵，反过来亦关系到现代化的样态与关系的建构。这种影响在政治层面可能体现得尤为明显，也对政治现代性与政治现代化的研究提出了更艰巨的任务。

　　（本文系作者参加开幕式以及“政治学/公共管理学、国际关系学”平行分论坛所感）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马克思主义理论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