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天然地是一种时间性的存在，活在时间的维度之中。而在这时间性存在之中，至少有两方面的特征是同时存在的。这其中的一个方面便是：人是一种自然生命的时间存在。这显然是指一个人的生命有机体从生到死的过程，这个过程可以说是很有限的，甚至是稍纵即逝的。因此，当人们试图回想有限的生命时，很多人都不约而同地会有一种人生苦短的慨叹。与生命体时间大为不同的便是所谓的社会时间，即人因在社会之中生活和存在而有的那样一种时间上的感受。显然，个体的生命时间是深度嵌入在一个社会之中的，因此人更多地生活在社会时间之中。

　　社会时间具备恒久性

　　这个社会时间可以是无限而漫长的，即便某个体的生命时间不存在了，但基于人的互动前提下的记忆或回忆的社会时间却可以仍旧是一直存在着的。就这一点而言，它在更为宽泛的意义上便是一种文化上的传承。显然，文化对一个社会里的人而言是不言而喻的，体现了一种社会时间存在的价值，使得社会时间的价值和意义可以恒久保持和传递。而从根本性的意义上而言，文化传承便是基于人的社会时间而发挥其作用的。假设没有了年三十的寓意家庭团圆、幸福美满的聚会以及与之相应的在同一时间里的一整套的举国欢腾的庆祝仪式，那对于中国人而言的所谓年的文化也就无所谓存在可言了。同样的，对于那些深陷并钟情于某一文化谱系的人们而言，那极为有限度的有机体的自然生命，也就因此可以随着文化记忆成为一种不朽性的存在了。中国古人倡导所谓“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那显然便是在文化意义上对有限生命的超越。

　　显然，在一个传统的乡土社会之中，人们更多地生活在由社会或习俗安排的时间序列之中，而不是孤寂地生活在生命有机体的自然存在之中，那更多是一个彼此共在、相互交融在一起的社会时间安排的场域。因此，在这样的社会之中，对应于生老病死这样的有机体存在的时间节点或个体性事件，一种社会时间的标志物往往会即时性地被启动。个体参与到其中，使它不再是纯粹个人属性的存在，而是转变为某种超越于个体属性之上的社会意义的表达。社会中的人们在即时性地转化着个人危机到一种有着社会安全感的社会时间的安排与获得之中，通过彼此的社会性的聚集和谋面，使得个人在纯粹自然生命体意义上的孤独和孤苦转化为社会时间存在中的欢愉和友善。而所有这些，更多地则是通过仪式展现出来的。例如，社会界定了“人死为大”的训条，以如此耗时费力的隆礼去做的全部目的在于用一种社会互动形式去记住一个此时故去之人的永久存在，由此而在人们的社会记忆以及祭典的仪式中，期盼着一个故去亲人象征性的永生。这是社会时间意义上的永生，是永久地活在了社会关系之中，而在世界诸多不同的文化里都会顽固地有着此种永生的观念。在此意义上，对于一个传统时代的人而言，一种社会时间的存在便是其生命的根本或者全部。换言之，谁也无法脱离开社会时间而存在，无法不是社会时间意义上的灵性存在。

　　现代时间呈现单调性

　　对于打破了传统秩序的现代世界而言，它无疑使得具备文化整体性的社会时间的生活世界日益地被割裂开来，使之成为一种个体化和碎片化的存在。对于传统生活里的人而言，人显然是得到了全面发展的，因为那个社会本身是整体而全面地存在着的。人也会因为这种全面性而得到了其自身的全面或全方位的发展，这包括人的生计的、道德的、审美的以及社会关系等方面能力的发展。言外之意就是，在那样的社会中，人们的生活因为全面地融入到了社会之中而无形之中得到了一种全面而完整的展现，不论是日常的劳作还是节庆的娱乐，不论是审美的还是道德的，不论是宗教的还是社会关系的。在当地体现着某种社会生活意义的年度性时间表上，人都是得到了一种丰富性的安排的。因此，社会有了为着生计的劳作时间的安排，也有了用来保证休闲的节庆时间的预留。时间上的分配会基于社会本身的多样貌性而表现出其分配方式上的多样性。

　　但与之相反的情形是，现代世界所发生的一场又一场的革命将这一切都一一地予以推翻和打破掉了。就社会时间这一点而言，现代社会先入为主地把时间的存在单单想成具备昨天和今天之别的箭头并仅仅用来指向于明天以及未来的单一性方向的存在。这种时间箭头指向的目的也有着单一性的特征，即超越当下以及过去的一切的存在或遗存，不论是精神的还是物质的，也不论是社会的还是文化的，这是一种真正理想主义意义上的日新月异和改天换地。而真正落到了现代人的实际行动之上，这也就变成想尽办法要去改造既往具体存在并活跃着的那些社会时间，或去对人群共处时间的自我感受和体验加以扭转，使之全部转变为一种抽象性的过去时间的存在。对于一种社会时间的维度而言，任何真正基于习俗与文化的社会性的意义也都不再被包含于其中了，或者完全从人们生活之中被剔除或替换掉了。例如，曾经具有丰富社会时间性的生育观念，在今天却变得极为单调和淡漠，仅仅是所谓一个前后没有社会联系的生物体生命的自然出生这样的简单、单一和抽象了。它所造成的结果就是，一个人孤独地降生、孤独地被认可以及孤独地去探索生命发展的轨迹，使得在一种社会时间谱系中所存在的天然属于一个人的那个位置被无情地抽离或空缺下来。

　　寻求科技时代的整体性存在

　　对于人们在社会生活中有所依赖的技能，也不再是具备社会时间性的薪火相传意义上的传递，而只是转换成可以借此去换得一份工资收入的门槛，或对于某个个人而言的最为基本的入职资格要求，背后技艺传递的社会性的神圣性被抹除掉了。而这种手艺技能，也不大可能会得到一种真正代际时间意义上的传递，即保证技能存在的永久性。因为一种单向度的时间所指向的未来和创新，使得技能的更新或者说使得技能的那种上下代之间的社会时间的认同日益变得模糊和淡漠，甚至在某些方面已消失殆尽。人们无需从社会时间的意义上去获得一种传承，个体只能一切从头再来孤自地去掌握各种新的技术而已。对于生存的技能，也不再是一种社会性的学习，而成为是一种迫不得已的自我的选择。

　　与此同时，人在日益地被世界所发明出来的各种机器所塑造，人也因此变得更像机器，即人变成机器人。因此，生活的时间节奏变得有如机器一般的单调，全部生活的本身也自然变成纯粹由机械工作所导向的那种乏味和枯燥的反应了。人的全面能力的发展或在社会中的全面的发展也成为了一个泡影，人被挤压到更为有限的时空之中重复着极为单调的行为反应。而网络以及人工智能技术对于人的生活的全方位的替代，或者对人们丰富多彩、差异性极强的同质化的侵入，使得人日趋成为只会动动手指和眼球的单调性存在，人的丰富性的社会生活显然在趋向单一。与此同时，曾经面对面交往的空间被日益压缩到极为有限但却无限广延与链接的虚拟网络的世界之中去，人曾经在日常性的社会时间中全面性的发展，随之变得无法企及了。而诸多超时间的抽象性知识的存在，迫使人变成只会是听从计算机程序摆布的单调、麻木以及功能单一的机器性存在。

　　人显然是一种有着多样性能力和情趣的存在，从其进化为智人以来，这种多样性的能力和情趣就伴随着人类文明的成长而成长。这种多样性的能力和情趣，很显然地是存在于人所构建起来的社会之中，并通过文化的观念及其背后的价值引导而得到了具体体现。人的全面发展，从根本上而言就是这种多样性的能力和情趣的极大发挥，而每个人的全面性发展，总体便将会是人类自身的全面发展。在今天的这个时代里，这种基于人的多样性、全面性的发展诉求在我们的生活现实之中变得日益重要和突出，也成为了未来重构人在社会时间之中生活并体现出其多样性和丰富性的根本目的所在。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