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行的全球治理体系是在二战后形成的以自由制度主义为基础的全球治理体系，它曾在推动全球治理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它是霸权政治的产物，只有部分国家、部分问题被纳入全球治理，参与者和问题领域均受到霸权政治的影响，西方国家、霸权国家在规则制定、资源分配方面占得先机。因此，西方国家的全球治理不如说是西方治理全球。

　　全球治理的现状

　　如今，西方国家全球治理战略中的全球主义、多元主义、文化平等和包容精神已经完全被狭隘民族利己主义、排外主义甚至种族主义所取代。首先，全球治理的主体与对象更加分散化。其一，当前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发展滞缓，其反全球化风气盛行。与此相对，非西方国家经济地位提升且对全球治理表达出了强烈的意愿。全球治理的“分治”态势明显。其二，全球治理体系中，非国家行为体已经在国际社会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非政府间国际组织、跨国公司甚至个人等各类非国家行为体广泛地影响国际社会中国家之间的关系。其三，全球治理的议题在不断扩大，一些非传统议题在冲击着国际安全、经济、政治领域，给人类的生存与发展造成严重威胁。

　　其次，全球治理由权力治理向制度治理过渡的态势发展不充分。早期各个领域的全球治理受殖民时期权力分配的影响，几乎完全被权力绑架，展现出了权力思维的鲜明特征。近年来，在美国霸权秩序衰退、全球治理走向扁平情况下，全球治理的共识出现危机，导致治理价值缺失。全球治理更是出现制度需求旺盛与供应不足、供给低效等特征。

　　最后，基于全球治理理论，西方提出的所谓“通过协商、谈判从而相互合作”的全球治理理念越来越受到质疑。

　　全球治理的困境

　　现行全球治理体系结构中，旧有的理念和新的全球治理发展态势碰撞之下，造成世界形势的演进呈现出一种不稳定的倾向，这很大程度上是由全球治理的权力失衡、制度困境、伦理困境和文化危机造成的。

　　第一，全球治理面临权力失衡。在全球化时代，全球治理方案是参与者共同、公正、合理地分享治理权力，实现全球问题的有效治理。然而，随着全球治理现实主体与对象的分散化发展，凸显出现实的治理结构，即以自由制度主义为基础的全球治理主体代表性和治理对象不够“全球”。

　　第二，全球治理面临制度困境。当前全球治理制度仍旧停留在二战后由西方国家主导设计的治理规则层面，它无法适应发展变化了的现实，主要表现为两种困境。一是作为全球性公共产品的治理机制不能有效应对全球性挑战，治理机制滞后。二是现实中的国际制度实施过程中常产生多层次重叠，缺乏整体性特征，造成全球治理效力低下。

　　第三，全球治理面临伦理困境。现有的全球治理理念是以西方为主导的，它多强调自由国际秩序。同时，在西方国家看来，新兴国家参与国际分工并实现发展的模式和理念是国家主义。这种理念差异必然引起东西两个世界在全球治理中的摩擦。这就是全球治理出现的伦理结构扭曲，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西方与东方对治理理念价值的分歧首先表现为自由与正义。西方世界自由竞争的模式，又因自身的经济实力、政治地位等因素，不可避免地滑向霸权主义模式。美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基本理念便是，美国依据自己国家利益可以在全球治理中自由出入。正如全球治理是对问题的治理，它并不是对利益的争夺。因此，对于全球各个国家，尤其是新兴国家而言，治理机会应该均等。全球治理体系是由全球共建共享的，不可能由哪一个国家独自掌握，中国没有这个想法，也不会这样做。

　　其二，全球治理责任担当理解存在分歧。在国际关系实践中，合作为本国带来的收益远远大于国家作为独立主体所得到的收益，行为体为了最大限度地实现国家公共利益加入相关的组织，因此在治理过程中的具体政策制定和实施也就会出现国家行为主体之间的理念分歧，这一现象在国际组织中的主导国之间尤为突出。虽然全球治理与国际组织的理念在不断更新，但主导国在全球治理实践中也常常因政治偏见造成组织内部政治冲突。

　　其三，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了全球治理的共识。新冠肺炎疫情是联合国成立以来所面临的最严重的世界性公共危机之一，有学者将国际组织在抗疫中的迟缓表现称为多边主义危机。在疫情造成的内外困境面前，越来越多的国家趋向重视国内问题，而提供全球公共产品的能力和意愿明显下降。加之疫情对国际交流与合作造成了客观阻碍，有些国家甚至试图采取与世界“脱钩”的政策，使得以多边合作机制为基础的全球公共产品面临严重短缺。

　　第四，全球治理的文化危机。除上述提及的权力失衡、制度以及伦理困境外，当前全球治理也面临文化危机，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全球文化秩序出现适应性危机。适应性危机体现在全球文化秩序与当前的政治、经济治理之间存在严重失调，即文化治理面向的结构性与进程性的双重矛盾。结构性矛盾是指文化秩序的发展与政治、经济秩序并不匹配。二是不少区域经历了“文明冲突”的冲击与地缘政治的回潮。在当今世界的文化秩序中，仍然存在“西方压迫非西方”的逻辑，经济、政治与文化全球化的步调差距过大，造成“人心不稳”。心态失调就是文化秩序出了问题：文化不能安顿人类心灵，利欲熏心造成天下失序。

　　冷战后兴起的“文明冲突”与地缘政治回潮存在于地区政治中，主要表现为区域文明之间的冲突，只不过在社会建构的逻辑下，文化冲突的政治效应遭到放大，外溢为全球影响。当前区域文明冲突的激化有三个主要动因。被冷战压抑的地区文化冲突仍然处于反弹的亢奋期，其与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宗教复兴和逆全球化等思潮相结合，加剧了地区内的文化冲突；国际移民引发了文化融合困境，地区文化排外主义和文化不适共同酿成区域治理难题；单边主义和地缘政治的回潮加剧了区域文化冲突。强权政治和单边主义对某些争端进行的强力干预未得到国际社会认同。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干预一方与被干预一方属于不同的宗教和文化圈，就特别容易引起不同文明之间的误解和纷争。

　　（作者单位：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