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中华文明起源早，持续时间长，内涵丰富，特色鲜明。中华文化很早就与域外广泛交流，为世界文化的繁荣进步作出了贡献。在交流过程中，中华文化不断吸收域外文化的合理因素，显示了其开放性；又深刻影响域外文化，体现了其先进性。吸收与影响是同时进行的。
近代以来，随着西欧工业文明的先行一步，出现了西方文化中心论。在此背景下，有关中外文化交流的叙说中，偏重的是“西学东渐”的一面，而忽视了“中学西播”的一面。这并不符合历史事实。在当今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我们要坚定文化自信，增强历史自觉，在承认“西学东渐”的同时，更应该以长时段意识、大空间视野，梳理“中学西播”的全过程，让世界了解中国，了解中华民族，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中国文化的三个重要特征是对外交流互鉴的基础
中国文化、中华文明起源的早期性特点。在人类发展史上，从以采集食物、狩猎动物为特征的旧石器时代向以生产食物、畜养动物为特征的新石器时代转化，大致发生在距今一万年左右。这个转化集中体现在几个农业中心的出现，如中国的长江、黄河流域，西亚的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流域，南亚的印度河流域，北非的尼罗河流域。伴随农业出现的还有畜牧业。这是人类发展史上的重大飞跃。英国考古学家柴尔德在《远古文化史》中称之为“农业革命”。这几个农业中心，发展到距今五千多年前，都相继进入文明时代。古代中国、美索不达米亚、古印度、古埃及，成为世界上最早独立起源的文明古国。柴尔德将这些人类发展史上的第二次飞跃称为“城市革命”。
中国文化、中华文明发展的连续性特点。由于具体地理环境不同，不同地区的农耕畜牧内容也会不同，并导致其文明内涵的不同。中国的黄河、长江两条大河都是东西走向，其中长江在北纬30度左右，黄河上下大致在北纬35度左右。基本相同的气候土壤环境，出现了大致相同的农作物。这种大致相同的农作物与畜牧业，又决定了中国先民大致相同的生产生活方式，保证了他们很早就聚族定居。虽有不同的文化区与文明圈，但其区系间的差异并不大，因而中华文化、中华文明在早期发展阶段可以是“多元并行”的，到夏商周三代又很自然地形成了“多元一体”格局。总体上看，其政治是稳定的。夏商周三代虽有共主的替代，但文化内涵、文明形态基本上是前后相续的。这就是孔子所总结的“殷因于夏礼”，“周因于殷礼”。
南亚印度河、西亚两河、北非尼罗河的文化与文明，在其发展过程中都先后中断了。而中国以黄河、长江为中心，附以淮河、济河、西辽河等大小河流在内的数百万农牧生产区，一万年来绵延发展，保证了中华文明五千多年从未中断。这在世界文化史与文明史上都是独一无二的，成为人类发展史上的奇迹。
中国文化、中华文明内涵的民族性特点。农牧生产需要阳光雨露，因而中国古代盛行日月天体神灵崇拜；农牧生产需要土地森林，因而中国古代盛行山川土地神灵崇拜；农牧生产需要人丁兴旺，因而中国古代盛行部族祖先神灵崇拜。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天人合一”“阴阳互补”的自然宇宙观、“家国一体”“集体为先”的社会政治观、“宗族和谐”“等差有序”的伦理道德观。于是，宗教、政治、伦理三合一，神权、族权、政权相统一，神话、图腾、仪式不分离，诗歌、音乐、舞蹈同步骤。有了以父权家长制家族公社为结构的血缘管理和社会形态，土地公有、集体耕作、农业手工业畜牧业不分离的生产方式。有了夏商周三代的王官之学，有了春秋战国时代的孔子整理《诗》《易》《书》《礼》《乐》并修《春秋》，屈原编修《九歌》《天问》并作《离骚》《九章》，墨子论《天志》、主《明鬼》、讲《兼爱》、倡《非攻》，老子有《道德经》，庄子有《齐物论》《养生主》《人间世》《应帝王》，以及齐国稷下学宫的诸子论道，百家争鸣。
中国文化、中华文明发展到春秋战国时代，经过五百多年社会变革的大激荡而迸发出万丈光芒。农牧文明背景下的民族经典形成了，偏重形象直观的民族思维定型了，强调实践理性的民族心理传承了。中国文化形成了高原并产生了高峰，中华文明步入了黄金时代。秦汉以后，中国文化虽有不断的变化发展，但都是在不同时代背景下对先秦文化的转化与创新。秦汉以后，中华文明虽有政治上的朝代更替，但农牧文化、儒道文化、血缘管理、民族精神等文明形态始终绵延发展，并弘扬壮大。
正是中国文化、中华文明具有起源早期性、发展连续性、内涵民族性三个方面的重要特征，决定了其在世界多元文化的交流互鉴中一直处于优势地位，并因此产生了深远影响，作出了持久贡献。
先秦时期中国文化对外交流的两个向度
一万多年中国文化史、五千多年中华文明史，既有其内在变化发展、提高丰富的具体过程，也有其对外交流互鉴的辉煌图景。一万多年来，中国文化一直在积极对外交流，其早期交流可以从东西两个向度考察把握。
1.石器时代中国文化的东向展开
人类社会在经历了旧石器时代三百万年漫长的发展之后，到距今一万年前之所以出现向新石器时代过渡的转机，主要原因是全球气候出现了由冷趋暖的变化。地球气候学、古生物学等学科的综合研究表明，在距今八万年到距今一万年前，由于受大理冰期影响，海水下沉。如今连接东北亚与北美洲的白令海峡在当时一直是陆路可通，学术界称其为“白令陆桥”。在东南亚方向，如今的菲律宾、印度尼西亚，以及澳大利亚等大洋洲的许多岛屿，在当时与中国大陆也都是连成一片的。到了大理冰期趋向结束的旧石器时代晚期，气候变暖，动植物、食物增多，人口出现了增长期。
为了缓解人口压力，以黄河为起点的东亚先民纷纷通过“白令陆桥”向北美洲迁徙；又通过北美洲西部的山林地带由北往南移动。后面的移民不断增加，前面的移民继续往南，最后穿过中美洲，来到了南美洲。以长江为起点的东亚先民，则沿着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陆地纷纷往东南迁徙，以至到了澳大利亚等大洋洲各地。考古工作者、古生物学者根据美洲、大洋洲等地众多洞穴内遗存的动物骨骼，以及大量的岩画等判断，东亚先民所到之处，继续从事着采集与狩猎活动，留下了他们所创造的远古文化。
这样，就形成了以亚洲东部为起点的环太平洋地区的旧石器时代原始文化圈。虽然，进入新石器时代之后，大约距今9000年左右，“白令陆桥”被上涨的海水逐渐切断，成了“白令海峡”，东南亚陆地与大洋洲陆地也大都被海水切割分离；但旧石器时代晚期原始文化基因仍然影响着环太平洋地区后代先民的生产生活方式，并形成了其独有的文化与文明。我国著名考古学家、历史学家李济在他的《再谈中国上古史的重建问题》中提出，中华远古文化代表了“一种普遍传播于太平洋沿岸的原始文化”。美国哈佛大学著名华裔考古学家张光直在《考古学专题六讲》中更是认为：“中华文明与玛雅文明实际上是同一个祖先的后代在同一时间不同地点的产物。我们把这一整个文化背景叫做玛雅—中国文化连续体。而实际上，这个连续体的地理范围是整个旧大陆和新大陆。”
这是中国文化最早以黄河、长江为起点呈扇形分别向东北与东南展开，包括整个太平洋沿岸的东向对外交流。有关这方面的情况，过去不为社会所了解，也没有引起学术界的重视。在当今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背景下，梳理建构中华文化的对外交流史，就特别需要补上这一章。
2.青铜时代中国文化的西向传播
中华文明在五千多年前起源后，首先经历了相当于历史学上五帝时代，即考古学上的铜玉石时代一千余年的发展阶段，然后又进入了夏商周三代一千多年的青铜文化发展时期。与此同时，在南亚印度河流域、西亚两河流域、北非尼罗河流域也都进入了青铜文明时代。所不同的是，中华文明从起源到早期发展一直连续进步，而其他三个区域的文明却呈现出剧烈的动荡乃至中断。这里需要介绍的是，由这几个文明中心扩散而成的整个亚欧大陆青铜文化圈，以及中华古文明在这个亚欧青铜文化圈中所发挥的交流联系作用。
青铜时代，中国文化在空间上的西向对外交流，是以考古学家童恩正先生所揭示的“我国从东北至西南的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为起点的。具体一点说，就是从东北的大兴安岭到内蒙古大青山，西抵宁夏贺兰山、甘青河湟地区，再折向青藏高原东部直达云南西北部，从而形成了由新石器时代后期至青铜时代的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这条文化传播带具有特殊的文化史、文明史意义。
在这条中国边地半月形文化带的西南端，从四川等地出发，通过云贵高原，进入缅甸、孟加拉国等山地，来到印度河流域，再经过印度河进入巴基斯坦、阿富汗、伊朗后到达西亚两河流域，又经西奈半岛与北非尼罗河文明联系。这样就形成了一条由中国连接南亚、西亚、北非的山地青铜文化大动脉。考古工作者在印度河流域哈拉巴遗址、摩亨佐·达罗遗址里发现的距今五千年左右的彩陶，与中国甘青地区马家窑彩陶相一致，学者们推测这正是通过这条西南山地青铜文化大动脉的传播而形成的联系。到了商周之际，中国的丝绸出现在埃及的底比斯；而埃及古文明的荷鲁斯之眼、图特摩斯三世的权杖、图坦卡蒙的金面具等色彩浓厚的因素都出现在三星堆青铜器的造型之中。这些文化元素也应该是中国通过西南山地青铜文化大动脉作远距离交流的证据。
由边地半月形文化带西北端，经甘肃河西走廊而到新疆的阿尔泰地区、天山南北，与中亚地区今天阿姆河流域的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等国境内的奥克瑟斯文化、辛塔什塔文化、安德罗诺沃文化，连接西亚与欧洲，从而形成了由中国西北向连接亚欧草原青铜文化的大动脉。中原地区的彩陶文化通过这条大动脉传播至中亚、西亚、欧洲广大地区。商代后期，殷墟墓葬中出现的辐轮马车与俯身葬应该是辛塔什塔文化、安德罗诺沃文化通过这条亚欧草原青铜文化大动脉，再经过边地半月形文化带的西北端而传入中原的。
到了西周，中国与西北向亚欧草原青铜文化带上的交流进一步发展。《左传》昭公十二年记载周穆王“周行天下”。汲冢的《竹书纪年》与《史记》的《赵世家》《秦本纪》都记载造父为周穆王驾车而西行。顾实的《穆天子传西征讲疏》考证推定，周穆王西出雁门关，经过于阗，登上帕米尔山，到达兴都库什山脉，又经过撒马尔汗等地进入今天的伊朗地区，即所谓“西王母之邦”。又跨越高加索山，北入欧洲平原，直抵波兰。顾实还据此提出，通过穆天子西征的路线，可以认识中国上古时代亚欧草原青铜文化带的东西交通是如何形成的。
考古工作者在阿尔泰地区发现了公元前5世纪的贵族墓。其中，巴泽雷克5号墓中出土有凤凰图案的刺绣丝织品、四轮马车、神树形象，乃至秦式铜镜等。学者们分析认为，这些刺绣丝织品与四轮马车来自中原地区，神树可能受四川三星堆文化影响，而秦式铜镜是典型的陕西关中地区的产物。有人还推测，在古希腊发现的雕塑人物形象上稀薄透明的衣服可能就是在公元前5世纪左右从中国传来的丝织品。严文明曾经总结新疆地区青铜文化“作为东西文化交流通道的作用”：“早先是西方的青铜文化带着小麦、绵羊和冶金技术，不久又赶着马匹进入新疆，而且继续东进传入甘肃等地。东方甘肃等地的粟和彩陶技术也传入新疆，甚至远播中亚。这种交互传播的情况，后来发展为著名的‘丝绸之路’。”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付巧妹研究团队最近公布的关于新疆地区青铜时代人类基因组的证据表明，该时期新疆地区的人群，除了出自新疆本地的人种外，既有来自河西走廊的东亚人种，也有来自中亚的奥克瑟斯与安德罗诺沃人种。这表明，半月形文化带西北方向的亚欧青铜文化带上的东西文化交流曾经是十分活跃频繁的。
以上介绍表明，青铜时代中国文化的西向传播，是以中国边地半月形文化带为起点，通过西南向山地青铜丝路文化带与西北向草原青铜丝路文化带，呈双臂环抱中亚、南亚、西亚、北非乃至东欧而展开的。这也是中国文化对外交流互鉴的重要篇章，值得大书特书。
明清以来“西学东渐”背景下的“中学西播”
夏商西周的青铜时代，经春秋战国的过渡，秦汉以后便进入铁器时代。中华文明也由先秦的早期文明发展，转入秦汉以后的成熟文明发展。中国文化在春秋战国时期转化创新并达到顶峰之后，从秦汉、魏晋、南北朝，经过隋唐、宋元金，而至明清，不仅其自身随时代的发展而丰富内容、随时代的变化而创新发展，而且与域外的交流也更加广泛而频繁、具体而深入。秦代的徐福东渡朝鲜半岛与日本，汉代的张骞通西域，唐代的玄奘西行取佛经，明代的郑和航海先到了西太平洋的东南亚地区，再跨过印度洋而到了南亚、西亚、非洲等地。这些都是中国文化主动对外交流的典型事例。
在16、17世纪以前，中国的农牧文明一直领先于世界。在中外文化交流过程中，中华元素深刻影响了域外世界。历史上一直有许多国家派使者前来中国学习取经，尊称中国为“礼义之邦”“文明国度”。
西欧国家从15、16世纪开始，随文艺复兴而倡导科技革命；17、18世纪进入工业文明时代；到了19、20世纪，西方工业生产需要扩大世界市场，因而开展全球殖民活动。1840年鸦片战争表明，中国科技经济已经落后于西方。在此背景下，文化方面出现了“西学东渐”的趋势，但“中学西播”的步伐始终没有停止。只不过以往大家关注较多的是“西学东渐”的一面，而忽视了“中学西播”的事实。在当今，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中，我们必须坚定文化自信，增强历史自觉，应该重新评估16、17世纪以来的中外文化交流史，尤其是要系统展示曾经一度被偏见所掩盖了的“中学西播”的历史事实。近代史上“西学东渐”背景下的“中学西播”情况，大致可以概括为如下三个方面。
1.“中学”启发了西方重要科学成果与哲学思想的形成
近代以来，西方的科技文化与哲学思想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这自然是西方历史文化转化创新的结果，尤其是古希腊古罗马古典文化的复兴与发展。但也深受古老中国数千年灿烂文化的启发。
例如，17世纪莱布尼茨（1646—1716）的科学成果与哲学思想就与中国科技与文化的影响有直接关系。莱布尼茨正当清顺治与康熙年间，他是数学通才，在代数领域作出了杰出贡献。他既创制出了能进行四则运算的计算器，发明了二进制算术，又是数理逻辑学科的奠基人。莱布尼茨一生对中国文化保持浓厚的兴趣与敬重，他是一位典型的“中国迷”，他的科学成就与思想创造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1697年，莱布尼茨通过明末清初到中国传教的一批神父收集了大量中国文化资料，编辑出版了《中国新事萃编》。在该书的序论中，莱布尼茨表达了对中国文化的敬重：“全人类最伟大的文明和最高雅的文化，今天终于汇集在了我们大陆的两端，即欧洲和……中国。”他坚信“当这两个文明程度最高和相隔最远的民族携起手来的时候，也会把他们两者之间的所有民族都带进一种更合乎理性的生活”。另一位德国学者波赛尔在《莱布尼茨与中国》一书中也指出，17世纪以来欧洲对“美洲的发现，曾经给欧洲带来了巨大的财富”，而“对中国的发现是文化的发现”。
1689年7月19日，莱布尼茨给在中国传教的神父闵明我的信中，请教了30个关于中国文化的问题。这30个问题上至天文，下至地理，从物质到精神，从科学到哲学，对中国文化的学习成就了莱布尼茨的科学与哲学研究。
18世纪的欧洲，曾经出现空前的“中国热”。这与传教士努力进行“中学西播”分不开，莱布尼茨在其中也发挥了独特作用。当时，向西方传播中国文化影响最大的西方学者有“利玛窦派”“龙华民派”等。他们介绍中国的风土人情，尤其是儒家经典，对欧洲的启蒙运动产生了很大影响。西方汉学经历了游记汉学—传教士汉学—专业汉学三个时期。明末清初正是“传教士汉学”时期。据统计，16世纪至18世纪来华传教的西方人士近千人，他们把中国文化、中国的儒学、宋明理学、科学技术传到了西方。
2.“中学”影响了西方的文学艺术创作与批评
中国一万多年独特的农牧生产，五千多年独特的文明形态，孕育了中华民族独有的思维方式和文化传统，中国的原始意象、情景交融、阴阳转化等思想传统，对近代西方的文学艺术创作与批评产生了深刻影响。中国的老庄哲学直接影响了19世纪奥地利作家卡夫卡的创作。18世纪德国作家黑塞，深受中国农耕文化深邃宁静的境界、对神秘大自然的敬畏、对人生肉体死亡与灵魂重生的探索等方面的影响，感叹中华民族是“我见到过的第一个真正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
又如，中国的禅学在魏晋南北朝酝酿、隋唐时期成型后，12、13世纪就影响到朝鲜半岛、日本。到了20世纪，中国的禅学又通过日本传入美国。12世纪以来，禅学还在东南亚地区广为流传。总之，禅学对环太平洋地区许多人的思想与文学艺术创作都产生了深广影响。这可能与前文介绍的环太平洋原始文化基因有关系。
中国传统文化对西方的文学批评也有重要影响。出生于瑞士的荣格（1875—1961）是世界分析心理学派的创始人，他的理论创见受中国文化影响很深。法国心理分析学家盖亚尔就曾提出：“荣格分析心理学初建的时期，就与中国和中国文化发生了内在联系。”
3.“中学”引导西方对物质文明的反思
西方的现代科技，在创造财富的同时，也破坏了自然；在提高人的物质生活条件的同时，也迟钝了人的精神心灵。西方现代文明所带来的这些社会问题、文化问题，已经引起了越来越多有社会责任感、有人类情怀的政治家、社会家、思想家们的反思。
早在20世纪初，德国历史学家斯宾格勒就对西方文化展开了全面的反思，其《西方的没落》一书在社会各界产生了深广影响。之后，法国思想家莫兰进一步提出，当人们越来越认识到西方现代文明所带来的负面影响的时候，也就越来越需要对中国文化引起重视，并希望从中国文化中找到反思西方现代文明的思想资源。
法国学者佛郎索瓦·于连提出，西方社会要认识自己，就需要以中国文化作为外在角度来考察：“中国文明是独立发展的、时间最长的文明”，“中国是从外部正视西方思想的一个理想现象”。美国学者白璧德（1865—1933）被认为是20世纪前30年美国新人文主义运动的代表人物，他从文明互鉴立场出发，对中国古代思想传统做了系统的现代诠释，进而对西方近代思想文化进行了有效批判。
深化理论总结 增强中国文化传播力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总起来看，这个变局主要是指16世纪以来西方先进的工业生产，尤其是18世纪以来的以西方为主导的现代化国际体系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
在文化上，第一次、第二次世界现代化高潮的背景是基督教文化，而第三次“东升西降”后的世界现代化高潮的背景是马克思恩格斯所总结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及亚细亚文化历史的传播区，有些更是在儒家文化圈、汉字文化圈范围内。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中国越来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解决现代化建设中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全面深化改革，不断进行理论创新和实践突破，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党的二十大集中概括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本质要求和重大原则，初步建构起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体系。
实现现代化是全世界各国人民的权利和必然选择，关键是能否找到一条适合自己的现代化之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国家走向现代化，既要遵循现代化一般规律，更要符合本国实际，具有本国特色。”中国式现代化既有世界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中国式现代化，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现科学社会主义的先进本质，借鉴吸收一切人类优秀文明成果，代表人类文明进步的发展方向，展现了不同于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新图景，是一种全新的人类文明形态。”
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独特世界观、价值观、历史观、文明观、民主观、生态观等及其伟大实践，是对西方现代化理论和实践的重大超越，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中国式现代化的初步成功和取得的显著成就、新时代以来“东升西降”“中治西乱”的鲜明对比，已经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独立自主迈向现代化、探索现代化道路的多样性提供了全新选择。
正是在此背景下，我们首先要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导下，坚持“两个相结合”，利用百年考古新资料与历史研究新成果，全面总结中华文明起源、发展的独特路径，系统梳理中华文化的特色内涵。其次，我们要扩大中华文化的对外交流互鉴，增强中华文明的传播力与影响力，全面提升中华文化的国际传播效能，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与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推动中国文化走向世界。
（作者系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特聘教授、中国先秦史学会副会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