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深刻论述了“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基本内涵，并着重就“第二个结合”作了全面深刻的阐述，科学回答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基础问题，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学理意义。
理论创新源于实践创新。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进程和理论创新中，我们党始终重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坚持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加以创新性的继承和运用。毛泽东同志指出：“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他曾用“实事求是”这一《汉书》中的古语来概括党的思想路线，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和实践问题。邓小平同志强调：“要懂得些中国历史，这是中国发展的一个精神动力。”他赋予“实事求是”以“解放思想”的新内涵，并用“小康社会”来标识当代中国发展的阶段性目标。江泽民同志、胡锦涛同志也都对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有过多次深刻的论述，如江泽民同志提出的“两个先锋队”思想、胡锦涛同志提出的“和谐社会”理念，都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成功范例。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以对文化在历史进步中的地位作用的深刻认识、对文化的精神特质和历史传承的正确把握、对文化复兴和文明进步的不懈追求，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新境界。“第二个结合”是习近平总书记基于我们党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成功实践进行的深刻理论总结，是对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表明我们党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推进文化创新的自觉性达到了新高度。
创新的理论因为把握了事物的发展规律而具有强大的真理力量。“第二个结合”是习近平总书记领导我们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得出的规律性认识，是对“第二个结合”创新实践的可能性、现实性及其三重历史效应等的真理性阐释。
“第二个结合”之所以是可能的，就在于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两种彼此契合的思想传统，它们的相遇能够产生创造新价值、新思想、新事物的化学反应。“第二个结合”不是建立在抽象的“必须”上，而是确实存在这种结合的可能性，即不仅必须结合，而且能够结合。结合的前提在于两者是否存在契合性，存在契合才能有机结合。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来源不同，但彼此在最深层的价值观方面却存在高度的契合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的重要体现，同诞生于现代工业文明的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显而易见的高度契合性。这些存在高度契合性的价值观念原本是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要维护的传统生产生活方式、封建政治制度固结在一起的，不过，随着时间的流逝、固结的风化和松动，它们变得越来越“抽象”、越来越具有一般性，获得客观理解的可能性就越来越大。也就是说，今天我们已经可以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其原有的观念系统中解析出来，并在新的基础上加以重构。马克思指出：“中国社会主义之于欧洲社会主义，也许就像中国哲学与黑格尔哲学一样。”这也正是“第二个结合”之所以可能的内在规定性。
“第二个结合”之所以是现实的，就在于双方的“结合”是积极的、生产性的，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实践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是“第一个结合”的积极成果，也是“第二个结合”的积极成果。作为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尤其是其最新篇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既让马克思主义充盈浓郁的中国味、在中国牢牢扎根，又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焕发鲜活的时代气韵、成为现代的，最终在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基础上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新形态。这一文化新形态是新生的，但也是最有生命力的，它的未来必然是星辰大海。
作为实践创新的成功典范，“第二个结合”所释放的历史效应是巨大的。首先，“第二个结合”筑牢了道路根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通过“第二个结合”拓展了历史纵深、强化了文化根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人民立场的继承发展，也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民为邦本”思想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不仅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继承与创新发展，也是对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和哲学智慧的创新发展，是人类文明形态发展史上的一次重大变革；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不仅是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创新发展，也是对古代“天下”体系的创造性转化，而胸怀天下更是马克思主义“为人类求解放”与“天下为公”理念的创造性融合，展现了共产党人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历史担当；共同富裕思想的新发展展现了大同社会与共产主义价值旨趣的内在融合，而人类共同价值和文明交流互鉴理念充分展现了对马克思主义文明观与“和而不同”理念的创造性发展。通过“第二个结合”，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中华文明则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由此进一步筑牢中国道路的历史与文化根基。
其次，“第二个结合”打开了创新空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一个结合”的基础上，明确提出“第二个结合”，并将其上升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根本原则，这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规律认识的高度自觉和全面深化。“第二个结合”是展现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广度和深度的重要标识，是坚定文化自信、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两者相互融合、相互促进，在理论上统一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实践上统一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创新实践。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贯通，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高度的文化自觉和坚定的文化自信，展现了我们党治国理政的深厚文化底蕴。而文化层面的创新和自信，可以更有力地作用于道路、理论和制度，让我们能够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获得又一次思想解放，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
最后，“第二个结合”巩固了文化主体性。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在领导党和人民推进治国理政的实践中，始终把文化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重要位置，不断深化对文化建设的规律性认识，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这些重要观点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是做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根本遵循，必须长期坚持贯彻、不断丰富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要坚定文化自信，坚持走自己的路，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历史实践和当代实践，用中国道理总结好中国经验，把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第二个结合”深刻总结了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改革不同历史时期的实践经验，展现了我们自身文化主体性中的中华文明基因，坚定了我们“走自己的路”的文化自信和历史自信。创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这一文化主体性的最有力体现，是这一文化主体性开始充分释放的“零点”时刻，是这一文化主体性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的新起点。
（作者系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江苏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南京大学基地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