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才能更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有力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习近平总书记还指出，中华文明有五个突出的特性，即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可以说，深入了解中华文明历史，准确把握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必要前提。从考古发现并结合文献记载来看，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都能追溯到史前时期，贯穿文明起源、形成和发展全过程，且相互之间存在密切联系。

　　连续性是中华文明最突出的特性 

　　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在世界范围具有唯一性，几千年来中华民族一直走在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上。

　　中华文化植根于大约距今200万年的旧石器时代，肇始于一万多年的新石器时代早期。至距今8000多年的新石器时代中期，大部地区出现共有的宇宙观、伦理观、历史观和较为复杂的知识系统，迈开了中华文明起源的第一步。距今6000年前后各地涌现出大型聚落、大型祭祀中心、大型建筑、大型墓葬等，迈开了中华文明起源的第二步。距今5100年前后出现良渚和南佐等数百万平方米的都邑性聚落，是具有区域王权的早期国家，这标志着中华文明的诞生。距今4100年以后建立了初步具有“大一统”天下王权的夏朝。夏商周王朝相承相替，经秦汉以后历代以迄于今，早先产生的思想观念和知识系统绵延至今，中华文明始终只有一个且持续稳定发展。此外，至少从距今8000多年以来，中华民族的民族主体和语言主体得以延续发展，汉字至少可以追溯到四五千年前。其他人们日常熟悉的物质和精神文化方面的连续性表现还有很多。例如，中国典型的榫卯结构建筑、“南稻北粟”的农业格局、蒸煮食物的习俗、佩戴玉器的习俗等，可以追溯到上万年前，中国特色的夯土建筑技术和丝织品、漆器等，也都可以追溯到至少五六千年前。

　　创新性是中华文明连续发展的动力 

　　中华文明古老而又常新，与时俱进、守正创新是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不断创新为中华文明连续发展提供不竭动力。

　　中华文明的物质创造不胜枚举。两万年前发明了世界上最早的用于炊煮食物的陶容器（釜），一万年前发明了榫卯结构建筑技术，驯化了大米（水稻）、小米（粟、黍）和猪，为中华先民的日常生活提供了保障，促进了人口繁衍。五六千年前发明了夯土建筑技术、玉器制作技术、养蚕丝织技术、漆器制作技术，为都邑聚落的建设和社会复杂化准备了条件，促进了文明社会的形成。4000多年前发明了复合陶范铸造青铜器技术，为夏商周王朝的文明发展提供了技术支持。2800年前发明了以生铁为本的钢铁冶炼技术，引发了生产力的大发展和社会大变革。此外，中医药的发明，为中华民族的健康保驾护航数千年。秦汉以后还有包括“四大发明”在内的更多发明创造。

　　中华文明精神创造的重要时期是距今8000多年前，中国大部地区出现了共有宇宙观即“天圆地方”观和敬天观，体现在八角形纹、龙凤形象以及祀天仪式，包含石子龟甲、八卦符号及数卜龟占行为，骨“规矩”、律管及其观象授时行为等方面。同时，大部地区出现了共有的伦理观和历史观，即重视亲情、崇拜祖先、牢记历史的观念，集中体现在“入土为安”的“族葬”习俗中。这种“敬天法祖”的信仰或观念，孕育了整体思维、天人合一、追求秩序、稳定内敛、和合大同等文化基因。祀天行为和敬天传统的延续传承，成为后世中国古代政权合法性的仪式见证和思想源头，现在则发展为尊重自然、敬畏自然的观念。祖先崇拜观念、宗族观念流传至今，成为中华民族孝慈伦理、家国情怀的渊薮。

　　统一性是中华文明连续发展的重要基础 

　　中华文明的统一性主要体现在文化和政治两个层面。文化上的统一性是“一体”结构的文化上的中国的形成和延续发展，政治上的统一性是“大一统”特征的政治上的中国的形成和延续发展。文化上和政治上的中国都是中华民族不断交往交流交融的结果，而且文化上的中国是政治上的中国在分裂时向往统一、统一时维护统一的重要基础。

　　中国各区域文化的交流融合在旧石器时代即已开端，距今8000多年前后文化交流加速，在中原地区裴李岗文化的纽带作用下，各文化系统初步联结为一个相对的文化共同体，从而成为早期中国文化圈或文化上早期中国的起源。约距今6000年前后，中原核心区的仰韶文化东庄—庙底沟类型向外强力扩张影响，其他文化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也显著加强，中国大部地区的文化融合成一个以中原为中心的三层次的超级文化圈，文化上的早期中国正式形成。到距今4000年左右夏朝的建立，文化上早期中国的范围西到新疆，西南到西藏、云南，南至广东、广西，东南至包括台湾在内的沿海地区，东达山东半岛，东北达黑龙江地区，北部涵盖整个内蒙古中南部甚至更远，远大于秦汉以降大部分王朝的政治疆域范围。

　　距今5100年左右中华文明形成，在黄土高原和太湖周围等局部地区出现了早期国家。距今4700多年进入庙底沟二期或者广义的龙山时代以后，黄土高原尤其是陕北地区的急速崛起和以东地区文化格局的突变，很可能与轩辕黄帝击杀蚩尤的涿鹿之战有关。按照《史记·五帝本纪》等文献的记载，轩辕黄帝征途所至，东至海岱、西至陇东、南达江湘、北到华北，当时可能已有了萌芽状态的“天下王权”，成为政治上的中国的起源。夏王朝建立，夏王已经初步具有“大一统”政治王权，政治上的中国形成。经商、周王朝，至秦汉形成中央集权郡县制的“大一统”国家。

　　中华文明文化和政治上的统一性，植根于中国相对独立的地理环境，以及8000多年前早已形成的共有的“一元”宇宙观、伦理观、历史观，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源泉。

　　包容性是中华文明连续发展的活力源泉 

　　中华文明的包容性表现在内部多支文化的互融互通、多个社会发展子模式的相互借鉴，以及不断兼收并蓄外来文化新鲜血液的能力。中华文明充满活力，蕴藏多种发展契机，能够适应各种环境变化而不断前行。

　　中国的地理环境广大多样，文化也可分为多个支系。以先秦时期为例，现已命名的考古学文化数以百计，可归纳为多个考古学文化大区或大系统。比如，苏秉琦就有中国文化六大区的划分方案，即以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以山东为中心的东方，以关中（陕西）、晋南、豫西为中心的中原，以环太湖为中心的东南部，以环洞庭湖与四川盆地为中心的西南部，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一线为中轴的南方。文明起源和形成过程也有多种路径或多种子模式，我们将其归纳为“东方模式”“中原模式”和“北方模式”三种模式。“东方模式”富贵并重，物质文化发达，社会分工明确；“北方模式”重贵轻富，物质文化不很发达，社会分工有限；“中原模式”介于二者之间。这些“多支”的文化及其人群不断交流交融、相互包容，形成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一体”局面；这些小有不同的社会发展子模式相互借鉴，共同奏响了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和早期发展的主旋律。求同存异、和而不同、和谐共存，是“多支一体”的中华文明维持秩序、稳定发展、绵长延续的秘诀之一。

　　中国从来都不是自立于世界之外的，除去旧石器时代的人类迁徙，真正意义上的中西文化的交往交流至少在5000多年前就已经出现。在此后的千余年时间里，西方的绵羊、黄牛、小麦、青铜技术、马车等先后传入中国，成为中国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对中国经济格局的变革、生产力的发展乃至中华文明的形成和早期发展，都起到了促进作用。丝绸之路开通后，中外文化交流更加频繁、内容更加丰富。可以说，开放包容是中华文明连续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

　　和平性是中华文明连续发展的必要条件 

　　由于各地区各民族持续地交往交流交融，文化上的中国范围不断扩大。但夏代以后中国历代的政治疆域都小于文化上中国的范围，中华文明在数千年的起源、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主体范围也基本保持稳定，基本没有大规模对外扩张的现象。中国历史上当然也有冲突战争，但和平发展是主旋律。中国史前时期就很少有专门武器，新石器时代最常见的武器弓箭和钺，无非是狩猎所用弓箭和伐木工具斧的改进版。即便是欧亚草原主要用于打造兵器和工具的青铜，到了中国也多被铸造成象征社会秩序的青铜礼器。

　　中华文明突出的和平性基于广大深厚的农业基础。中国主体位于气候适中的中纬度大河地区，具备农业发展的良好条件，有着世界上最大范围的农业区。农业生产需要较长的周期，种子的选育、土地肥力的维持、生产工具与设施的制备、水利设施的建造维护、生产经验的传承等，都需要长期稳定的社会秩序。长此以往，就会积淀出追求秩序、稳定内敛、爱好和平的文化基因。中华文明的和平性是刻在骨子里的。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