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教育史上，唐代学校教育体制有着特殊的重要地位。周予同曾提出：“唐代的学校制度，较诸中古的任何一代，为复杂而完备。”（《中国学校制度》）唐代学校门类齐全，体制完备，形成了影响深远的教育思想。同时，唐代学校教育状况时好时坏，阶段性特点明显。到中唐时期，私学逐渐成为教育的主流。教育方式和教学内容的转变，对中唐文人及其诗文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

　　家学兴盛促使教子诗大量出现

　　在私学领域，由父母、兄长或家族其他亲戚担任教师的家学成为一种重要的教育形式。中唐后期的主要作家接受的启蒙教育基本上都源自家学，其学习内容则以诗文为主。韦处厚幼时非常聪慧，“在提孩发言成诗。未几能赋，受经于先君仆射，学文于伯舅许公孟容”（刘禹锡《唐故中书侍郎平章事韦公集纪》）。韦家是豪右大姓，韦处厚的父亲韦万曾任监察御史，因此他的学习条件在当时可谓优渥。而对于一些家道中落的士人而言，母亲往往充当启蒙教师一职。柳宗元回忆称：“某始四岁……太夫人教古赋十四首，皆讽传之。”（《先太夫人河东县太君归祔志》）元稹幼年丧父，“其母郑夫人……为稹自授书，教之书学”（《旧唐书·元稹传》）。同样幼年失怙的韩愈主要由兄嫂负责教育，“生七岁而读书，十三而能文”（《与凤翔邢尚书书》）。同时，家学日益盛行也促使以教育子弟勤奋学习为主题的诗作在中唐逐渐增多。

　　中国自古就有诗教的传统，产生了大量以诗歌形式对子弟进行德育教育的教子诗。在创作数量和创作层次上，中唐教子诗较之初盛唐，甚或是先唐，都有大幅增加。中唐教子诗的第一要务就是劝学。韩愈在《符读书城南》（韩符系韩愈长子韩昶小名）中说：“人之能为人，由腹有诗书。诗书勤乃有，不勤腹空虚。欲知学之力，贤愚同一初。由其不能学，所入遂异闾。”在诗中，韩愈将“腹有诗书”与人的独特性与完整性等同起来，突出了诗文学习对个体生命的重要意义。对于唐代士人而言，学习的目的主要是通过科举考试，最终踏入仕途。因此，权德舆在《送从弟谒员外叔父回归义兴》中用“余力当勤学，成名贵少年”来激励弟弟勤奋学习，以赢取功名富贵。

　　除了劝学，中唐士人还将人生感悟融入诗中，诫勉子弟在仕途上大展宏图。白居易《喜敏中及第偶示所怀》中称：“转于文墨须留意，贵向烟霄早致身。莫学尔兄年五十，蹉跎始得掌丝纶。”以自己的阅历告诫弟弟白敏中，应该趁早做出一番事业，不要像自己，蹉跎到五十岁，才官至中书舍人。韦应物在《送端东行》中以“世承清白遗，躬服古人言。从官俱守道，归来共闭门”告诫弟弟为官应清廉，向古代先贤学习。此外，还有很多教子诗从人生感悟角度出发，教育子弟为人处世之道。孟郊在《择友》中教育孩子要懂得与人交往的道理；王建的《求友》为子弟介绍了与人交往的重要性及相关准则；白居易的《遇物感兴因示子弟》告诫子弟做人不能过于刚强，当然也不可太柔弱。这些凝聚着殷切期望的教子诗，是中唐教育转变在诗文创作领域最为直接的呈现方式之一。

　　师道复兴扩大古文运动影响力

　　贞元十八年（802），韩愈有感于“师道不传”，为弟子李蟠作《师说》。元和八年（813），被贬永州的柳宗元给前来问学的韦中立写了一封信，对韩愈“抗颜而为师”的精神表示理解和支持。在表达了避为人师的观点后，柳宗元又巧妙地向其传授为学、为文之道。中唐古文运动领袖以不同姿态体现出传道授业的自觉意识，这反映出新型师生关系的逐渐建立。从文学教育层面出发，我们可清晰地看到在诗文革新的大背景下，韩愈、柳宗元在育人方面所做的努力及其丰厚回报。

　　韩愈倡导古文，除自己大力创作古文外，其门下弟子更是成为创作、推动古文运动的中坚力量。在中唐诸家中，韩愈以勇于奖掖后进著称，《新唐书》所谓“成就后进士，往往知名，经愈指授，皆称‘韩门弟子’”。韩门弟子或以作文著称，如李翱；或以写诗扬名，如张籍，在中唐诗文革新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韩愈的门人弟子大都在他担任地方官时与其相识相知，相从问学。贞元十二年，韩愈“三选于吏部卒无成”后任汴州推官，李翱从徐州赴汴州与其订交。次年，张籍经孟郊推荐从和州来，从韩愈学习古文。贞元十五年，韩愈在徐州，书生刘伉倾心古文向其请教，“（刘伉）喜古文，以吾所为合于古，诣吾庐而来请者八九至，而其色不怨，志益坚”（韩愈《题哀辞后》）。贞元十七年，韩愈居洛阳，李景兴、侯喜、尉迟汾等人跟随他学习古文。甚至在韩愈两次被贬的时候，仍有一批年轻人或跟随，或造访，相从问学。贞元十九年，韩愈被贬阳山，其间有区册、窦存亮、刘师命等人前来问学。这种不以功利为目的的问学行为，都是为学习诗文创作，而古文写作的勃兴，也借由这种具有私学性质的师徒授受得以实现。因此，《唐语林》称：“元和中，后进师匠韩公，文体大变。又柳柳州宗元，李尚书翱，皇甫郎中湜，冯詹事定，祭酒杨公、李公皆以高文为诸生所宗。”

　　以教师为中心，形成特定学术流派的教育形式，属于高级私学教育。在这种教育形势下，韩愈、柳宗元的身边自然而然聚集了一批有志于古文创作的青年文人，从而使古文运动产生了巨大影响。柳宗元长期贬谪在外，因此在影响力上较之韩愈要弱，但仍有不少人向其求学。韩愈称“衡湘以南为进士者皆以子厚为师，其经承子厚口讲指画为文词者，悉有法度可观”（《柳子厚墓志铭》）。因此，新型师徒关系的确立，使韩愈、柳宗元倡导的古文运动形成了较大的社会影响力，同时也推动了中唐文学流派的进一步发展。

　　创作自觉推动文学流派形成

　　中唐后期文学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形成了特征鲜明且影响深远的文学流派。其中，韩孟诗派以松散的师徒关系为纽带，“新乐府运动”肇始于元稹、白居易等人准备吏部考试期间的交流，都与教育有直接或间接联系，表现出与魏晋、南朝时期文人群体的家族化大异其趣的特征。

　　童年时期受到的诗文启蒙，常被中唐诸名家提及，可见其对个人成长影响之大。与初盛唐文人相比，中唐文人在政治活动与文学创作两方面发展得比较均衡，他们在文艺创作上表现出强烈的自觉意识。前举韦处厚的例子，史书记载他酷嗜文学，笃好典籍，藏书颇丰，称其“文学饰身，致位崇极”（《旧唐书》卷一百五十九）。元稹称自己“初不好文，徒以仕无他技，强由科试……自御史府谪官，于今十余年矣。闲诞无事，遂专力于诗章”（《上令狐相公诗启》）。对于诗文创作的追求贯穿了元稹一生，他也因此常常自喜。白居易说自己“除读书属文外，其他懵然无知”（《与元九书》）。而“新乐府运动”的诞生，即由元稹、白居易赁屋准备吏部考试之时，与李绅切磋诗歌而来。更能体现中唐文人创作自觉的是裴坦，据《北梦琐言》载，裴坦及第后，三年不进京城，钻研文学“掩关勤苦，文格乃变。然始到京，重献恩门，文章词采典丽，举朝称之”。只有士人群体形成了对诗文创作的自觉追求，中唐诗文流派才可能在诗文创作上穷力追新，以进取的革新精神和旺盛的创作力开创唐代文学新局面。

　　不过，唐代私学领域的教材对中晚唐诗人创作也产生了一些消极影响。唐代出现的几本蒙学读物，如《兔园策》《蒙求》《太公家教》等，多为识字、阅读教材，用语浅近，不免有俚俗之憾。宋代胡仔曾评价晚唐诗人杜荀鹤的诗：“极低下，如‘要知前路事，不及在家时’，‘不觉裹头成大汉，初看竹马作儿童’之句，前辈方之《太公家教》。”（《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十五）在某些评论家看来，杜荀鹤这几句语意极简的诗，似乎是受《太公家教》语言及思想影响的结果。

　　总之，中唐时期的教育转变从学习方式和学习内容等方面对唐代文人的成长产生了持续影响，既促进中唐文人走向文学创作的自觉，同时也经由文人集团推动了中唐诗文革新运动深入发展。

　　（本文系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唐代扬州地区教育方式和内容的嬗变研究”（2018SJA1140）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扬州大学教育科学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