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是最高的语言艺术。语言问题始终是贯穿中国现代新诗创作和现代诗学理论建设全过程的核心问题。中国现代新诗不是古典旧诗的延续，而是对古典旧诗的根本性变革。因为从文言到白话，改变的不仅仅是诗歌的语言形式，更重要的是打破了延续几千年的中国古典诗学传统观念，建构起新诗语言规范和与之相应的现代诗学理论。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现代新诗的发展史就是探索现代诗歌语言艺术规律的历史，中国现代诗学的发展史就是建立中国现代诗学语言理论的历史。

　　确立本体论现代诗学研究观

　　新时期以来，国内外的中国现代诗学研究成果非常丰富。这些成果或对单个诗论家、诗论命题、诗论范畴、诗论流派等展开微观研究，偏重于描述或解析诗学理论和诗歌现象的思想性与社会性；或表现为诗潮史、批评史的历史研究，对新诗中象征主义、现代主义潮流进行历史的发掘、描绘、审视与评价；或在中西维度和古今维度中展开诗学比较研究。这些研究构建出不同面向的中国现代诗学，丰富了现代诗学研究。

　　但问题在于，由于长期以来受“工具论”诗学观所主导的传统诗学研究观念和方法的影响，现代学术分科所导致的语言学家与诗学家之间的隔膜，这些研究并未重视中国现代诗歌和现代诗学的“语言”特异性，没有充分认识到语言观念往往直接决定文学观念，语言哲学往往直接影响诗学的生成方式。也即是说，它们没有充分认识到中国现代新诗是在中西诗歌语言艺术传统的碰撞与融合中逐渐生成的，中国现代新诗的语言艺术原理是在中西诗学语言观念的冲突与对话中历史生成的。归根结底，是因为这些研究忽视或缺乏对“新诗之所以为新诗”“现代诗学之所以为现代诗学”等问题的本体追问和历史探究，未能充分发挥西方现代诗学的参照与比较价值。

　　事实上，从中西诗学史来看，一直都存在一种受语言哲学影响的语言论视野，一种从语言角度研究诗歌（文学）、揭示诗歌（文学）语言艺术规律的“语言诗学”的运思方式和理论现象。自20世纪西方哲学的“语言学转向”以来，“语言诗学”（Linguistic Poetics，又译为“语言论诗学”）成为20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中的“显学”，出现了像罗曼·雅各布森、巴赫金、罗杰·福勒等诸多现代语言诗学大家，其理论也影响了当代中国新诗的创作和语言艺术原理的生成。

　　因此，我们有必要确立本体论现代诗学研究观，构建中国现代语言诗学理论体系。即“以语言为中心”，以中西语言诗学比较的视域、诗歌与诗学的双重视界，对中国现代新诗的语言艺术原理进行深入发掘和探究，具体考察和解析中国现代诗论家、诗人对新诗语言的诗学研究及语言学家对新诗语言的语言学研究，对中国现代新诗语言艺术原理的发生、发展、内涵、流变、规律、得失等进行全面深入的系统研究和历史总结。这对于重新认识和理解“中国现代新诗”和“中国现代诗学”的百年变迁，对于构建有中国特色的现代中国诗学理论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聚焦新诗语言艺术原理

　　构建中国现代语言诗学理论体系，需要历时性地探索中国现代新诗语言理论的历史生成规律，从语言之维重新勾勒中国现代诗学及诗歌创作的“语言史”。同时，需要共时性地考察各个历史时期最具代表性、影响力和理论价值的新诗语言原理，全面立体地呈现百年中国现代新诗语言艺术原理的历史脉络和整体风貌，揭示这些语言艺术原理的美学价值和推动新诗形式发展与创作实践的现实意义。

　　首先，要全面发掘、整理和提炼中国现代新诗的语言艺术原理。新诗是多元发生的文体，不仅是思想文化大变革的产物，也是语言大变革的产物。而现代新诗的语言艺术原理正是随着现代新诗的诞生而诞生、发展而发展，并成为中国现代诗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新诗语言艺术理论的复杂性在于：其提出者是多元的，既有创作新诗的诗人，也有专业的诗论家和语言学家；其借用的思想资源是多样的，既有中国古典诗歌语言观，更有浪漫主义、象征主义、意象主义等西方现代主义诗歌语言观；其理论形态和话语形式是多样的，既有工具性的诗歌语言观，也有本体性的诗歌语言观，既有经验的感性的只言片语，也有相对科学的严谨的学理表述。因此，需要在纷繁复杂的文献和诗学理论中，细致而全面地发掘、整理和提炼那些具有较高价值的新诗语言艺术原理。

　　其次，要还原、解析中国现代新诗语言艺术理论的历史生成特点和规律。为了实现“诗体的大解放”，创造“国语的文学”，胡适主张以白话取代文言，以“语言的自然”（自由）打破古典诗歌的语言束缚（格律）。这次语言解放树立了白话的正宗地位，但也造成新诗语言“散文化”之弊。为了矫枉救弊，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新格律诗派吸纳古典诗歌和民间歌谣的语言特性，京派文人对诗语形式做了更深的学理求证，并大量翻译外国诗歌，试验外国诗体，推动了新诗第二次“语言解放”；三四十年代，经由三次“大众化”讨论和新民歌、朗诵诗、街头诗等运动，新诗语言的民间化、大众化特征日趋鲜明，自由化、散文化与格律化并行不悖。新时期，以现代语言学为基础的西方形式主义文论被引入国内学界，在诗歌创作领域掀起第四次“语言解放”，诗学理论批评也发生了“语言论转向”。在每个时期，诗人、诗论家和语言学家都通过对西方语言、中国古典语言和中国民间语言这三种语言资源的不同配置，从各自的写作经验和专业立场出发提出自己对新诗语言的看法。

　　再次，要深入细致地阐述每种新诗语言艺术原理的生成语境、理论内涵及其相互关联。任何理论都是应对现实问题而提出的，新诗语言艺术原理正是在打破文言旧诗体之后，针对“建立什么样的新诗语言规范”这一紧要问题而产生的。比如，胡适之“自然”、徐志摩之“内在的音节”、闻一多之“三美”、穆木天之“纯诗”“兼造形与音乐之美”、王独清之“情音色力”、饶孟侃之“音节”、孙大雨之“音组”、宗白华之“音律的绘画的文字”、朱光潜之“节奏”“声韵”、梁宗岱之“创造新音节”、叶公超之“语言的节奏”“歌调的节奏”、刘半农之“语音”“声调”、赵元任之“国音新诗韵”、郭沫若之“外在韵律”“内在韵律”、艾青之“口语美”、何其芳之“现代格律诗”等。每一种新诗语言理论都有其特定的生成语境和理论内涵，彼此之间也存在或隐或显的影响、接受、对话等关系，需要深入细致地发掘和阐述。

　　最后，要着重考察新诗语言艺术原理与中西传统之间变动不居的关系。西方诗歌和诗学的大量译介与广泛传播，不仅为中国新诗创作提供了大量新兴词汇、新颖的白话表意句法和语法，为实现“用现代的辞藻排列成的现代的诗行”表达“现代人在现代生活中所感受到的现代的情绪”提供了可能，更为诗人、诗论家对新诗语言提出理论批评提供了参考和借鉴，促进了旧体诗向自由诗、中国古典诗学向现代诗学的转型。当然，随着社会情境和时代潮流的变化，中国新诗语言理论对西方诗学的借鉴先后经历了一系列过程，对此我们需要仔细考察和辨析。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诗歌的语言艺术原理及其历史生成规律”（18ZDA279）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安庆师范大学人文学院）